浙江冤案叔侄获释已5个月:什么都没有回到正轨(图)(4)

　　善恶

　　从入狱开始，张高平“除了杀人的事，别的都不看”。他会蹭监狱管教的电视，也会把法制类的书报杂志藏在劳改的书里面。

　　2004年，张高平在杭州监狱里读到李久明案。这位河北冀东监狱二支队政治部主任在2002年以故意杀人罪被判死缓。两年后，该案真凶犯了另一桩案子，在狱中过最后一个生日时，受到感动，交代了此前的罪行。李久明这才被无罪释放。

　　这给了张高平莫大的希望。他相信，真凶迟早会出现。10年间，他研究了几十桩案子，“快成专家了”。与此同时，他也知晓不少沉冤得雪的案例，在那些案件中，他“认识”了佘祥林、赵作海、杜培武等人。

　　“大多数冤狱都是屈打成招的结果。”张辉说。在狱中，他有两个声称自己冤枉的狱友，3个人常聚在一起，商量怎样上诉。

　　事实上，早在2005年，叔侄冤案的真凶苟海峰就已被枪决，但他们的“平反”又拖了8年。

　　有人曾与他们商量，可以用保外就医或假释的方式给他们自由。张高平和张辉不约而同地拒绝了。理由是为了清白，宁可不要自由。

　　“给我们平反吧，放了张辉，我愿意继续被关着。”张高平曾在一次申诉时表示。他觉得自己即使出去了也是个“废人”，但侄子还年轻，还有希望。

　　2005年，张高平先于张辉去新疆，那是平反前叔侄俩最后一次见面。张辉隔着监狱的小窗哭喊叔叔，但张高平没有听到。他留在张辉眼里最后的印象，是谢顶的脑袋。

　　在新疆库尔勒服刑时，张辉只想保住一条命。“只要能出来，哪怕马上就去死都行，但死在里面就什么也讲不清了。”他说。

　　在监狱里，只要发生矛盾，别人就会用“强奸犯”三个字来刺激他。这个身份，在所有犯人中，是最卑贱、最被人鄙视的。这三个字的罪名太“臭”，压得他“气都出不来”。

　　大多数晚上，他干完活回到牢房，马上睡觉，不聊天，不抢电视看，避免和任何人发生冲突。他要保护自己，活到出狱那天。

　　比起侄子的低调，张高平则是监狱里有名的抗改分子。他常常高喊“冤枉”，拒绝劳动，无论狱警或劳改小组长用什么样的方式，都拿他没办法。心情好的时候，他也会干点活，别人表扬他“劳动积极”，他就说“这是骂我”。

　　张高平坚信自己一定能平反，而张辉则非常悲观。他甚至早就想好了，如果沉冤未雪，那么刑满出狱时自己是46岁。到时，他会把整个事实经过全部写下，寄给一家报社。然后带着刀和汽油，先到公安局门口“弄出点动静”，再去法院门口自焚。

　　“我是被逼到心里绝望。”他说，“不是真的会去做。”

　　事实上，当被问及以后开车还会不会搭人时，他毫不犹豫地反问：“为什么不会？”又补上一句，“但我会小心，确保她到安全的地方。”

　　即使在狱中，他也始终惦记着“外面的世界”。2008年汶川地震时，他自愿捐出20元。那是他整整两个月制作编织袋的“酬劳”。“他们在外面受苦了。”他说。

　　张辉对于“善恶”有着朴素的认识。别人给他讲起这几年发生的救助老人反被讹诈的事，他摇摇头，“那是少数，反正我遇见了肯定会帮的。”

　　一个女白领来看望叔侄俩，留下几千块钱，不收就“不吃饭，不上火车回”。一个大学生写信给他们：“天下还有这样的事，气愤！”这让张高平觉得，“世上还有好人”。

　　歙县公安局副局长尹寿长后来对他说：“是你的不屈，你的信念给他们带来了影响。”“他们”指的是监狱里的检察官。2012年，在新疆石河子监狱退休检察官张彪的帮助下，叔侄俩找到最终帮助他们平反的律师朱明勇。

　　出狱后，张高平在网络上看到2006年播出的一期电视节目。在这期名为《无懈可击》的节目中，他们被作为案例，来说明杭州公安局女警官聂海芬破案如神。

　　这期以“精确”为主题的节目，连张辉的年龄都弄错了。张高平反复看了30多遍，每看一遍，就想起诉。“特别是那句‘时间精确到秒，距离精确到米’，看得我气死了！”但等到他外出转上一圈，“气又消了”，因为“不记仇，也记不了仇”。

　　“要真是不放过他们，马上就可以起诉，张检会帮我。”张高平说。在他眼里，全国模范检察官张彪说话影响力很大。但他最终决定不起诉，因为“跟人家说过了，不好反悔”。

　　只是他心里还有不平，因为“赔偿少了一点”。

　　在一次电视采访中，他对主持人说：“宽恕他们，算了，不追究。”第二天，他接到张彪打来的电话：“我们好不容易找出几匹害群之马，你一句话，就要宽恕他们？！”

　　如今他可以笑着，像念绕口令一样背诵网友对他的评价：“张高平，可怜又可悲，东郭先生，可悲又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