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位县委书记谈基层改革:释放空间受限 人才短缺(2)

　　基层改革难点何在

　　《瞭望》：当前改革难点集中在基层，主要体现在什么问题上？如何从基层看待改革突破的关键点？

　　王立彤：我感到的困扰有两个：第一，不知道改革的边界在哪里。基层呼吁放权，上头也说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但是我们担心这种试和闯就在违法违规。因此，一遇到法律政策瓶颈，就不敢突破。

　　第二，政府的责任到底有多大？改革的方向是“大市场小政府”，是“有限责任”的政府。但在实际中，一个“无限责任”的政府和“有限权力”的政府是一对尖锐的矛盾，时常困扰基层干部。我认为，基层政府要警惕成为一个“无限责任承担者”的政府。

　　现在，市场主体呼吁最强烈的是要素资源改革。现有体制下，要素资源改革步履维艰。如现阶段对资本和资金还未进行市场化管理，给民营企业造成很大的困难。由于金融改革没有市场化机制，导致温州民间出现了金融信贷中的联保责任机制。这是很危险的“多米诺骨牌”，一旦一个风险点失控，就可能出现一批崩盘。当然，这不仅仅是温州的问题，全国不少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都或多或少存在这个问题。

　　现在不仅仅是经济建设问题，还有社会发展秩序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在社会管理方面，当前存在很多矛盾，如管理手段缺失，管理权责授权不够到位，有时候让基层难以应付，因此社会管理改革也是众所期盼。

　　田志明：我认为，改革主要是要理顺关系、调整结构、改变功能、整合资源，特别是要综合性地推进改革，而不能说是在哪一个部门、哪一个领域或哪一个方面进行改革。

　　最近，一位企业家就跟我提起一件事，他说以前自己没有搞过生产类的企业，主要是服务性企业等方面积攒了一定的资本。现在想搞生产性的企业，就遇到了一个两难选择。

　　这不是哪一个部门有意刁难的问题。他在注册公司的时候，遇到的情况是注册生产性项目的企业，必须得有有关部门的立项和批复的文件，他就去这些部门申请。但批项目的部门就说，必须有注册的公司，才能给你批项目。这就进入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怪圈了。

　　我们在考虑改革的时候，或出台文件的时候，尤其需要考虑到政策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在基层实践中，我们就从串联式的审批改成并联式的审批，也就是所有的项目一次性都到一个地方审批，这样效率就提高了。

　　我觉得，现在上上下下各方面，服务的意识都有了，但在执行到部门规章的时候，很多时候是矛盾和冲突的。把这些矛盾和冲突降到最低化，我们的效率就会大大提高了。现在要么是相互掣肘，要么是互不相连，或者是各自强调自己那一方面的，就容易出现各种问题。

　　王韶华：市场主体如何能够在国家管理、法律法规基础之上相对自由地推进经济发展，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如何能实现？政府应该管，但是怎么管是应该去研究的。我个人感觉有些事情我们是管得太多了。这是两只手的问题，一个是市场调节，一个是政府，两只手都应该发挥作用。

　　比如高铁经济，地方政府必须考虑如何发挥高铁经济的红利。正定高铁站到北京一小时里程，北京那么多高科技企业，如何让这些企业的作用辐射出来，或者在我这加工，或者把我这作为研发基地。现在，怎么去激发市场主体的作用？让政府管理的作用和市场调节的作用都能发挥出来，是最值得探索和研究的。

　　唐献泰：从基层来讲，我觉得现在改革的难点，最大的问题体现在事权和财力的不匹配上。上世纪90年代，中央开始收权，土地、工商、质检等都收回去了。关键在中国这种单一制政府的特点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发展和稳定的基本责任全都压在基层政府头上。最难的就是县委书记这个群体，上到国之大计，下至油盐酱醋，都要管。靠什么来管？手里要有钱，但是钱从哪里来？

　　当时的环境下，中央实行分税制改革是完全正确的。中央没有钱，一些大事是干不成的。这几年，国家集中利用强大的财力，办了很多大事。现在又转回来了，该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了，比如城镇化建设。但是大部分钱国家已经收回去了，地方没有钱怎么办？只能搞土地财政。所以，事权和财力不匹配的问题在基层声音最大。

　　冯守权：发展的瓶颈往往就是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以农业发展为例，中央连续十年一号文件关注三农问题，但实践中仍然有很多难题需要解决。

　　具体如农村金融，需要尽快破题，如今农业本身缺乏资金，但农村资金大部分流入城市，包括农字号的银行基本都很少为农业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办理农村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基本就是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这是远远不够的，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农业现代化前景，需要中央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

　　又如农业科技问题，现在农民有种植经验但是缺乏熟练的农业技术，因此农业需要专业的农技人员，只有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农业科技队伍，现代农业才有希望，但现实的情况是大学生普遍不愿回乡，包括学农的学生也更倾向于留在城市。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我以为，要建立一套规范的政策制度。比如，医疗行业，现在农村医疗条件与城市差距很大，不仅是设备，更重要的是缺乏高素质的医疗人员，可以规定城市里的医生必须到农村来服务若干年才能评职称，平衡城乡医疗差距，教师职业、农业人才等也可以采取类似的方法，而不是现在的支农、支教。

　　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些实际上还算不上改革，而是政策问题。我们现在缺乏的就是配套的、有导向性的政策。

　　张仕雄：改革在基层的呼声最高、最强烈，但困难也最大。

　　一是改革动力的释放空间受限。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决定了地方的权力主要源于上级授权，除明文授予地方政府的权力外，地方政府不得擅自改革，如项目和土地审批、矿产资源勘探、投资分配等。基层权力过于依赖上级的授予，导致基层改革虽有动力却没权力，过分依赖顶层设计。当基层发现问题时，不是考虑如何破除制度障碍，使生产活力得到及时解放，为上级改革提供“样本”，而是寄希望于顶层设计。

　　二是改革的风险和成本巨大。改革多是对旧体制或法律的破坏式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甚至是对既有制度和上级权威的挑战，改革往往被认为是“自找麻烦”，大部分人不会甘冒风险推行改革。

　　三是受既得利益者的阻碍。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期，无论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总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对于改革者来说，能认真听取民意，又不为流言所动，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需要有勇气与担当。一方面需要基层敢于打破思维定式，敢于破冰，勇于亮剑，推动改革发展；另一方面，则需要上级出台一系列鼓励改革的政策措施，免除改革者后顾之忧。

　　李建阳：石屏县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经济总量小、工业基础差、财政收入低。目前，县级在社会资源和公共配套设施上存在很大的缺口和不足，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对在住房、交通、医疗、教育上的需求。想要立竿见影地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必须依靠县级的快速发展来解决，这就需要一个过程。

　　一方面国家应当加强对县级公共设施建设的投入，尽快完善县级各项公共设施；另一方面，作为发展的主题，县级应当合理规划，加大发展社会事业的决心和能力。

　　高昇：我们农牧地区主要集中在草牧场的经营体制、功能区体制建设、二元结构改革、牧区产权制度改革以及资源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等方面。比如，草牧场的经营体制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牧区也按照包产到户的原则，分包草场到牧户，在当时极大地提升了牧民生产的积极性。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单打一式的分散经营已经制约了牧区经济的发展。目前，很多牧民通过求学、打工等多种途径离开了牧区到城市定居，牧区人口大幅下降，将来谁来放牧？这是个问题。这样的问题不解决，牧区的发展就没有希望。

　　王雪峰：改革不是论证出来的，不能只靠顶层设计。每一项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错综复杂、敏感脆弱，涉及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涉及体制机制的藩篱束缚，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整体建构，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就基层而言，上级政策存在“打架”现象，部分政府部门职能交叉重叠、职责不明，导致基层在执行上级政策过程中无所适从。

　　周斌：相比中西部县市，武进虽然情况较好，但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参与到世界分工大体系，我们的竞争力还是比较弱的。在全球产业分工当中的层次还比较低，很多是通过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来取得竞争优势。在整个产业链当中，仍处在被配套、中下游的状况。

　　其次，三十多年的发展对我们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害。虽然这些年来也在不断加大环保的投入，但总体而言，我们的环境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第三是人才的短缺。虽然说每年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但是基础技术的研究人才、中高级的应用人才，尤其是有全球化眼光的专业人才，比较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