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探索三农现代化10年：世上最好的是农民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杨团：寻找中国的三农“解药”

　　综合农协试点，在杨团看来，“实质上是一场不亚于当年小岗村的、新形势下重大的农村改革”，它涉及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结构的调整，牵涉很多涉农部门的实际利益，与现行的行政体制和机制都会产生冲突，但杨团觉得，非如此，不能实现中国三农的现代化，为了这个目标，这个“红二代”已经探索了10年

　　2013年10月的最后几天，64岁的杨团简直忙得不可开交。刚从大巴山考察回来，就参加《综合农协：中国“三农”改革突破口》的新书发布会，之后又赶到山西永济，参与农协成员的培训。

　　一件草绿色的毛衣，枣红色的西装外套，几乎毫无修饰的短发，以及充满激情、抑扬顿挫的演讲，使杨团看起来十分像革命时期的女干部，甚至她所关注的问题，也与过去那个时代类似——农民、农村。

　　“在人地冲突和城乡二元体制、社会化小农村社制长期存在的中国，小农户的出路不能只是变成城市居民，必须找到一条能够让起码占人口30%至40%的专业和兼业小农户能可持续生存并且得到发展的道路。”

　　为了这个目标，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的杨团，已经探索了近10年。她认为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就是综合农协，这“实质上是一场不亚于当年小岗村的、新形势下重大的农村改革”，涉及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结构的调整，农村生产模式的改变，也牵涉到很多涉农部门的实际利益。但她认为，非如此，不能够推动中国农村向多元、稳定和可持续方向发展。

　　在很多人看来，作为一名“红二代”，杨团其实不必选择这条辛苦的道路，她却乐此不疲。“以实现社会公义为志向。”她在微博中这样直抒胸臆。

　　“世上最好的人就是农民”

　　杨团的父亲是杨述，母亲则是著名作家韦君宜。两人都是抗日战争前的老共产党员。

　　1949年杨团出生时，杨述和韦君宜刚好都在参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筹备工作，因此为女儿取名“杨团”，意为“团的孩子”，期望她能“永葆共青团的热诚和奉献精神”。

　　文革时期，杨述被打倒，杨团受牵连，处处受到歧视，在食堂吃饭，被人往饭碗里吐口水；去延安串联，学校特地在她的介绍信上标明“非红卫兵”。

　　然而，杨团说，她一路遇到的农民，却完全没有对她抱有任何偏见，采取任何歧视行动，反而和善真诚地接待她。那时还不到20岁的杨团感到，“世上最好的人就是农民”。

　　1969年，杨团被分配到云南陇川农场。不像其他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杨团对在农场的工作很感兴趣，并且十分用心。比如喂猪，她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讲喂猪要做发酵青饲料，就自己去打猪草，做发酵青饲料。当时不知道有些植物的汁液会使皮肤发痒，弄得双手双脚奇痒无比；她不满足于按照传统方式种田，跑到科技站去找技术员，“我想做水稻良种试验，请给予指导”。

　　2009年，她故地重游，又遇到那位技术员，对方居然还记得她，因为她是这里的知青中，唯一找农技站要求做农业科技试验的人。

　　但杨团之后的生活轨迹渐渐远离了农村。她通过招工回了城，又考上了大学，毕业后从教、出国、入仕……直到1980年代末，她因故被暂停工作，恰好当时中国社科院正在北京郊区做农村调查，朋友们邀她去参加，“顺便散散心”。

　　再次回到乡村的杨团，闻着清新的泥土气息，和农民们闲聊，突然感到非常安心。她发现，“我最失意的时候，总能在农村找到慰藉。”

　　然而，当她不再需要从农村获得慰藉后，农村似乎也没有再得到更多的关注。直到2002年，当时已调到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杨团，再次跟随团队去农村做社会问题研究，目的地恰好正是文革时期杨团串联时曾去过的延安地区。

　　杨团吃惊了——过了将近40年，那里居然没怎么变：农民们还住着窑洞或土坯房，农民的意识也还处在40年前，他们所接受的公共服务也依然原始。

　　这与杨团所知道的信息形成极大的反差，也引发了她的思考：国家不断加大支持三农的政策力度，年投入总额逐年提升，但为什么收效并不显著？无论从人均收入，到公共服务，城乡差距都在进一步扩大，原因究竟在哪里？

　　这些疑问，引导她开始了一段长达十年的乡村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