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探索三农现代化10年：世上最好的是农民(3)

　　“磕磕绊绊，总在往前走”

　　洛川实验失败了。

　　杨团意识到，单一的医疗合作社行不通，因为农村的问题是整体的，任何一个单项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持续的成功。

　　她去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乡村实地考察，寻找“解药”。走了几圈后，她发现，那些乡村里存在大量的跨村镇村民联合组织，既是经济合作社，又是乡村公共服务NGO，“其实就类似一个社会责任企业”。杨团起了名字，叫“综合农协”，“就是又综合生产力，又综合资本，生产生活一体办的小农户互助自治组织”。

　　很快，杨团就找到了愿意实验“综合农协”的地方。

　　2007年4月，湖北建始县县委书记带队到社科院拜访杨团，杨团说起“综合农协”的想法，县委书记当即表示：可以到建始来试试。经过一年多的精心准备，设在建始县三里河乡河水坪地区的“新农村综合发展与治理试点”开始了。

　　按照杨团设计的框架，建始试点有两个主体，一是县委县政府，二是农民自治组织——新农村综合发展协会(简称“新农协”)。此外，还有慈善NGO、社科院、企业等组成的联盟，为试点地区做理论与经费支持。

　　杨团本以为，这次试点有县委县政府的支持，自上而下，应该比洛川要顺利得多，然而没想到，“新农协犹如巨浪里的一叶小舟，从来未曾平静过”。

　　因为害怕村干部在农协中行使手中的权力，杨团设计的章程规定，新农协理事会成员中，村支两委干部的数量不能超过一半，不过县、乡政府都强烈反对，最后形成了折中方案：不对村干部进入理事会的人数做规定，只明确规定，理事长不能兼任任何一级党政负责人。

　　但“摆平”了政府，却无法“摆平”农民。第一轮选举，几乎全是村干部入选，一了解才知道，选举前有村干部自己召开了农民代表小会，告知投票的指向。杨团等人只好宣告此轮选举无效。

　　第二次选举，9名理事中入选的8位是村干部，只有一个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村民。按照章程，这位从未做过领导的农民就成了理事长。

　　“结果理事会成了‘一只羊领导一群狼’。”杨团说。尽管多方保驾，但有效的决策一直难以形成。

　　新农协与县、乡两级政府的关系“最为复杂”。在理想状态里，新农协应该既能保持独立性，包括人事、财务、项目的选择和决策、执行和监督，又能通过与政府经常沟通，得到信任、信息和必要的支持资源。

　　但实际上，不那么简单。

　　新农协成立后，县政府领导换了两届，乡政府领导换了四届。“每一届领导对新农协的理解和认识都不同。”杨团说，比如原本应该选举产生的总干事，领导直接下令调换，每次杨团都要亲自沟通，请领导收回成命。

　　项目资源上的利益争斗也很厉害。杨团举例说，县政府早期支持新农协的二元母猪基地的项目，总投资50万元，但也有些人想要从中捞些油水，于是从项目选址、经营方式、场地建设、负责人选等所有环节，都有人想要插手：杨团和新农协希望项目能使会员广泛受益，但政府主管干部提出要承包给他们指定的大户；在选址上，理事会中的村干部与非村干部意见完全相左，两轮投票后，前者占了上风，当政府要直接拍板时，新任理事长、常务监事、总干事等人突然宣布集体辞职，最后双方妥协，延迟决策。

　　最终，这个2008年立的项目，直到2010年10月才正式实施。

　　争斗加深了新农协与政府的矛盾。延期期间，县主管领导几次要撤销项目，新农协四处奔走，“一年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上”。

　　类似的问题时常发生。如今杨团说起，不禁唏嘘，但她从没有放弃，“磕磕绊绊，总在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