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最高检反贪总局成立过程 借鉴香港廉政公署经验(2)

　　国家反贪机构：逐渐完善

　　反贪污贿赂工作加强的背后，是过去30多年来国家反贪污贿赂机构(以下简称“反贪机构”)建设的不断完善。

　　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首次以立法形式将贪污贿赂规定为犯罪。随后，1989年最高检经济检察厅更名为贪污贿赂检察厅。

　　正是在这一年10月25日，时任最高检检察长刘复之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关于检察机关开展反贪污、贿赂斗争情况的报告》。

　　当时的背景很明显：腐败开始蔓延。

　　罗辑回忆，“我国腐败的蔓延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我国开始尝试市场经济时，存在权钱交易，有可钻的空子。比如，一个汽车的指标可以卖两万多元。同样的钢材，政府批的指标或者计划内的价格，与计划外的价格差别很大，存在价格‘双轨’现象。”

　　刘复之作的报告显示，自当年8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发布后两个月内，全国有18030名犯罪分子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其中县处级干部401人，司局级干部14人。令人吃惊的是，时任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主动忏悔，被查出收取贿赂价值4000余元。

　　同一时间，中国首个反贪局在广东省检察院成立。1989年5月，肖扬以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随同刘复之检察长出国访问，在访问途中，刘复之向肖扬反复强调，光有制度是不行的，还必须有有效的机构，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搞反贪污、受贿。建议肖扬在广东先试验一下，成立一个专门反贪腐的机构。

　　出访回国后，肖扬即召开党组会议，详谈了这一指示，提出建立“有权威、手段齐全、装备精良、反应灵敏的反贪污贿赂机构”，建立“高质量、高效率的侦查队伍”这一初步构想。

　　罗辑说，“虽然反贪局的成立是从广东开始的，但从一开始就是最高检直接指导，并到香港考察了廉政公署的经验。当时的考虑就是我们国家的反腐机构应当更加高效专业。”

　　很快，在当年8月18日，共和国第一个反贪局———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反贪污受贿工作局正式成立。自此，反贪污贿赂工作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各地陆续建立起反贪局。

　　而在中央层面，反腐败工作力度也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罗辑至今还记得，“到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腐败形式逐渐高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搞一场不是运动的运动’，这项工作由时任监察部长尉健行等四人负责，当时最高检检察长是张思卿是成员之一。”

　　自1991年4月，罗辑从郑州市检察长任上调到最高检，“五一”之后就开始列席这四人小组召开的会议，并随张思卿到贵州、广西等地调研反腐败工作。

　　随着陈希同、王宝森案的查处，最高检反贪总局的成立也被提上日程。时任最高检贪污贿赂检察厅厅长的罗辑受命组建这个机构，并参与或带领考察团到韩国、日本等地考察。

　　最为重要的仍然是借鉴香港廉政公署的经验。罗辑说，“香港之前的腐败非常严重，在廉政公署成立后很短时间内成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地区，这个经验我们非常看重。”

　　为了体现对反贪工作的重视，张思卿亲自确定反贪总局的牌子比最高检的牌子短五公分。罗辑说，“我当时都没敢考虑这个事，汇报的时候张思卿同志亲自定的。”

　　不过反贪总局的牌子在高检院大门口并没有挂多久，在反贪总局成立几年之后这块牌子被悄然取下。外界一度多有猜测，罗辑回忆说，原因非常有意思，“当时有旅行社的车总是经过最高检大院门口，导游总是介绍，这是我们国家的反贪总局，最高检也在这里办公，考虑到容易引起误会，最后只好把牌子取消。”

　　1995年，最高检反贪总局正式成立，并在此后的反贪污贿赂工作中发挥出优势来。“反贪总局成立前后几年，部以上高级干部立案60多起，平均每年达到15起左右。”而当时，反贪总局的编制不过6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