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1961年长葛调查：要求释放敢讲真话政治犯

　　1961年，国事蜩螗，民生维艰，如何从容走出“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困局？4月10日至8月22日，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奉命率中央工作组一行12人长驻长葛135天，展开深入调查，探求破局之策。其时间之长、级别之高、人数之众、调研之扎实、作风之朴实，前所未见。

　　长葛调查期间，习仲勋入户走村，聆听群众疾苦；解散食堂，顺应群众呼声；开仓放粮，急群众之所急；定谳放人，救群众于倒悬……在田间，习仲勋蹲在地头能与群众称兄道弟，聊得火热；在路边，习仲勋捡块砖头坐在树阴下可与群众打成一片，悉得真言；在饭桌上，习仲勋为群众递碗盛汤、与群众同嚼苦菜团，收获真情。小至一只砂锅、一口水缸都让他牵挂于心……

　　长葛调查期间，习仲勋敢于担当、直言不讳、实事求是，先后向党中央呈交11份调查报告，如实上报长葛实情，河南人民就此闯过了那段艰难困苦的饥馑岁月。

　　习仲勋，这位被毛泽东主席称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夙夜在公，告诫中央工作组一行“真理必须到群众中去找”并躬身自行，率先垂范。

　　习仲勋长葛调查，堪称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对当下进行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颇具启迪。

　　第一章

　　长葛调查

　　一、长歌当哭

　　1960年12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等，开始着力解决全国农村特别是河南农村的问题。

　　带着一腔热血，一身担当，1961年4月10日，习仲勋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之命，率国务院机关党委书记侯亢，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一凡、赵守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李孟夫，国务院人事局局长金树旺，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黄仁、田方等12人组成的中央工作组，来到“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漩涡中的长葛蹲点调查。

　　当天，习仲勋听取了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的汇报，随即决定：由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继增等参加工作组配合工作，到存在问题多、情况复杂、离县委机关最近、又能折射当时农村现状的和尚桥公社宗寨、樊楼、杜村寺等三种不同类型的生产大队，进行重点调查。

　　4月11日，习仲勋带领曾一凡、侯亢和秘书张云，在张继增的陪同下步行数里来到宗寨，党支部书记赵宪章、副书记刘水柱等出村相迎。

　　起初，调查很不顺利。

　　在赵宪章家，习仲勋请村干部实话实说，村干部面面相觑很是尴尬：县领导在眼前，敢实话实说吗？

　　习仲勋再三鼓励：出了问题他负责。

　　气氛慢慢缓和，村干部开始讲了一点儿问题：

　　在“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下，宗寨大队小队并大队，小村并大村，大村“割耳朵”(不要小自然村)——发现规模过大，管不过来后，又把村子分开，重新合并，瞎折腾。

　　分分合合中，宗寨大队3943亩耕地被公社调走825亩，817个劳力被调走356个。另外，调走粮食10万斤、树木3260棵、麦秸7万斤。新购置的23部双铧犁，还没解捆，就被调走炼了钢铁。农民的牲畜、家禽、盆盆罐罐，甚至房屋，都被“一大二公”了。副业、手工业也被“五风”全给吹走了。谁想不通或不服从，就会被“拔白旗”、“拔暮气”(揪斗)。“站起干，坐下辩；通了干，不通辩”——“大辩论”中，人只要往中间一站，一帮人就会呼啦一声围上去，拳打脚踢，直打得你倒在地上起不来。批斗的人，轮班睡觉；挨斗的人，一点也不能睡，这叫“熬鹰”。三天三夜不合眼，再硬的汉子都撑不下去。农民、干部一个个屈服了：放弃了对土地、农具、耕牛、家具、用具的拥有权。

　　赵宪章、刘水柱等村干部还向习仲勋反映：宗寨由一个富队变成了穷队不说，大办公共食堂由起初“吃饱肚子”不要粮票，到每人每天五两到九两(十六两秤)的粮食标准，再经过出库关、磨面关、管理关、炊事关、打饭关、照顾关等，最后群众吃到嘴里的粮食，四两到五两就顶上了天。说是要“瓜菜代”，哪儿还有什么瓜菜充饥呀，榆树皮都被吃光了。群众营养不良严重，145位老年人出现浮肿、中年妇女子宫下垂、小孩面如菜色。

　　公共食堂缺燃料，烧完了树木烧农具，烧完了农具烧家具，烧完了家具烧饲料麦秸，烧完了饲料扒民房烧木料。

　　还有，宗寨5头耕牛被调走、19匹骡马被调走了18匹。饿得连走路都很吃力的群众，为了活路，还不得不拉车、拉犁、推石磨。没有牲畜、家禽，就没有肥料。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粮食还得大减产。再这样下去，人都要被饿死了。

　　二、定谳放人

　　1959年“庐山会议”后，“五风”狂飙突进，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粮任务，说实话，就会被打成“小彭德怀”。以此推动工作见效很快，后果却是灾难性的。

　　还是在1961年4月11日，赵宪章、刘水柱等村干部当着县领导的面，壮着胆子向习仲勋反映了一个更为残酷的事实——太平店的冯海成、岗刘的刘毛、坡岳的岳洪瑞等150多名大队干部、生产队长和会计，因为上报产量不浮夸、讲实话，被定为“机会主义分子”，按政治犯囚禁在监狱里。干部、社员，人人自危，无心生产，谁都不敢说实话，生怕哪天自己被关到监狱里。

　　习仲勋让秘书张云记下几个“政治犯”的名字、基本情况等。

　　一番了解后，习仲勋当即决定：救人如救火，第二天先去监狱调查。

　　1961年4月12日，习仲勋一行来到长葛监狱，找来冯海成等人详细询问，秘书张云作了记录。

　　回到县委，习仲勋立即召见履新不久的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等有关负责人，严肃指出：立即释放那些敢讲真话、不搞浮夸、没有虚报产量的所谓在押政治犯，干部要恢复职务。

　　冯海成已经去世，其子冯文献向记者追述了父亲被释放后的一件小事。

　　4月16日，冯海成等150多名干部群众被释放。

　　回到家，冯海成才知道那天在监狱里向他了解情况的干部是习仲勋副总理。当晚，他思前想后，不能入眠。次日，他拖着虚弱的身子，走走歇歇，步行8里，要到县城面谢习仲勋的救命之恩。

　　冯海成来到县委大院，说想见见习仲勋。

　　县委通讯员一听，将声音抬得很高，质问：习副总理那么大的官，谁想见就能见？他不在，你还是回去吧！

　　冯海成很泄气，转身走了。

　　与此同时，习仲勋从办公室快步赶了出来，问通讯员谁在找他，要他赶快把人给追回来。

　　冯海成一见习仲勋，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痛哭道：“习副总理呀，要不是您搭救，我冯海成就冤死在监狱里啦！”

　　习仲勋搀起冯海成，说：既然给你平反了，说明咱们有缘。不要因祸丧气，群众认可你、拥护你，组织信任你。恢复职务后，你要大胆为群众利益工作，勤政廉洁，做到问心无愧。

　　三、无颜吃农家的饭

　　作为书记处书记，张继增是配合习仲勋长葛调查的当事人，他曾多次讲述这段历史——

　　1961年4月16日，习仲勋一行来到和尚桥公社杜村寺大队，调研群众的口粮问题，并要亲眼看看粮仓。

　　党支部书记张大力一听“看粮仓”，吓得话都说不囫囵了。搪塞不过去，他只好强打精神，领着工作组前去查看。

　　库里，粮囤一个比一个高大。村里，饿成浮肿病的百姓一个跟着一个。

　　粮囤里真的装满了粮食吗？习仲勋很是怀疑。他让张大力打开囤子，张死活不肯动手。

　　习仲勋让随行的工作人员打开了粮囤，发现粮囤里，竹竿片儿撑了个拱，布罩在拱上；布上边，摊着不足一寸厚的粮食。

　　习仲勋又气又恼：你们杜村寺大队把党中央制定的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多快好省’学精了、用妙了！一个粮囤，如果用土填满，一个棒劳动力担土也得两天时间吧。这下子好了，半个小时，就能把假给造出来。

　　张大力满腹委屈：“不瞒习副总理，庐山会议后这里到处都在搞‘卫星田’。上面瞎指挥，种麦每亩地下种几十斤，甚至200斤。瞎指挥又遇上了1960年大旱，麦子产量连种子都顾不住。可吹产量，一个比一个高。吹完了，听完了，上边还要装模作样地下来，检查工作。没办法，只好造假。上边压下来的事，只能照办。不照办，就得挨批斗。”

　　面对习仲勋一行，杜村寺大队学校教师孙守德出言谨慎：“有些事儿还是不说了吧。不知哪句话说错了，就犯纲犯线了。自己挨批斗不说，还祸及家人。”

　　习仲勋说：你大胆说，一切由我负责。孙守德这才说：您去粮仓看了没有？庐山会议“反右”后，到处都搞卫星田。我们这里有3块卫星田：一号卫星田，是公社主要领导的；二号卫星田，是县里主要领导的；三号卫星田，是地区主要领导的。他们只以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中的‘种、密’为依据，以每亩播10斤种能打800斤、播100斤种就能打8000斤为逻辑，强迫这儿的干部种麦每亩下种100斤甚至200斤，然后按照这个公式，以每亩麦播种200斤产出15000斤作为成绩来上报。结果呢？连种子都顾不住。可是，产量吹出去了，上边来检查怎么办？只有造假粮囤一条路！

　　孙守德接着说，坡胡公社孟排大队马同义，发现深翻的土地上小麦和玉米增了点产，县委书记就汇报到党中央、毛主席那里了，就受到表扬推广了。可到了下边，硬要强迫你用在种红薯上，把地翻挖4尺多深，再一层肥一层土去填平。可红薯不喜高肥地，只顾长秧，就是不长茎块。领导们只依据红薯秧长势好得很，就报喜说一棵红薯能吃半年。瞎指挥、强迫命令，劳民伤财，咋能不出现大饥荒呀……

　　到晚饭时间，孙守德尴尬而内疚地说：“中央大干部到农家，该吃饭了，我竟管不起几位一顿饭……”

　　习仲勋如鲠在喉：“我们无颜吃农家的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