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1961年长葛调查：要求释放敢讲真话政治犯(2)

　　四、长葛百姓皆兄弟

　　在习仲勋面前，百姓为什么敢说掏心掏肺的话？除却“一切后果责任由我负”、敢于为百姓担当责任外，处处都能与百姓打成一片，也是一个至关紧要的因素。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依照规定，习仲勋下乡调查是必须保密的。习仲勋虽然衣着朴素，但他的口音与当地人很不一样，加之身材高大，气宇轩昂，出行有当地干部、保卫人员随行左右，走村入户调研时，不免为百姓所注目。

　　习仲勋告诉随行人员，无论走到哪儿，身份不用保密，就说是国务院副总理到长葛来调查。这说明中央政府对长葛人民很关心，帮助长葛工作，有何不好？

　　他还要求工作组人员：“下去搞调查研究，要真的能够放下架子。只有几里的路程，不要坐汽车，也不要骑自行车，步行去最好。”他还提醒两位国务院副秘书长：“不要让保卫人员老是尾随紧跟。机关放电影，要和同志们一起看，不要事事和群众划界隔离。不然，闹得自己心情也不畅快。”

　　习仲勋要求随行工作组人员放下架子，与群众打成一片，他本人更是以身作则，躬行自明，夙夜在公。

　　当年5月，在长葛县委扩大会上，习仲勋教育干部们要这样走群众路线：“给农民讲话，要深入浅出，要让农民听懂，不要打官腔。群众要求急需解决的问题，要真心实意去办。譬如，眼下群众迫切需要干红薯叶下锅，需要豆腐渣充饥，你就要想办法办到，群众这才会把你当成自己人，当成知己，才会向你说真心话。否则，群众把你当成领导，当成当官的，那你就什么也了解不到了。”

　　“习仲勋去宗寨、王庄、杜村寺、樊楼等村调研时，总是步行。在路上，他和偶遇的老农边走边聊。走累了，随手捡块石块、砖头，就坐在路边树下。坐得很随便，聊得很热烈。”长葛调研期间，刘水柱时常陪同习仲勋到各村了解情况，他说，老百姓都拿这个大干部不当干部，有时还调侃他：“老习，你这个‘习’跟毛主席的‘席’差多远？”习仲勋笑笑，说：“我只是咱炕上铺的‘席(习)’，跟铺天盖地的毛主席的‘席’是两码子事儿。”

　　刘水柱记得，一次开完会，习仲勋请参加座谈的农村干部和群众一块儿吃饭。他为老农蔡丙戌添饭，风趣地说：“老蔡，听你这名字就知道你是属狗的。你比我大两岁，就是老大哥。咱们一家人，不要客气。这糊涂面条不算好，但是一定要吃饱肚子。”

　　今年81周岁的冯景尧，时任和尚桥公社樊楼大队青年队队长。忆往昔，他告诉记者：“当时樊楼大队三餐难继，全村共49户人家，习仲勋走访了46户。农家没有凳子，他就随地搬块砖头当凳子。每到被访的人家，他都是称兄道弟称嫂道妹。群众高兴地说：你看，人家大总理都叫我哥了，弟了，嫂了，妹了。”

　　“兄妹”不只是在嘴上。时任和尚桥公社王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王水木、村民冯国富，对当年习仲勋搭救冯国富一家记忆犹新。

　　1961年夏季，13岁的冯国富一直高烧不退，家里没钱看病，只有等死。

　　王水木将这事报告给习仲勋。在习仲勋指示下，冯国富连夜被送进了医院。“我出院时，院长指着一竹篮子青霉素、链霉素空瓶说：‘你的命真大。”冯国富回忆道，“要知道，那是一个缺医少药的年代。”

　　习仲勋与群众攀庚续齿，称兄道弟，群众有什么话，自然愿意跟他说道说道。长葛调查，习仲勋听到了真实的声音，实实在在地掌握了第一手材料。

　　八七村党委书记张喜安对记者说，习仲勋和村民聊天，时常说：“老乡，和你一样，我也是农民的儿子。”有时，他和群众一道绞辘轳、推水车，参加抗旱、收麦、播秋等生产劳动。有一天，他看到推水车浇麦的福兴婶腿瘸着，不但推不动水车，反倒被水车杠子拖着在井台上转圈儿。习仲勋上前将福兴婶搀下井台，让她坐在树阴下休息。福兴婶无意中搂起了裤腿，习仲勋立马发现她的双腿浮肿得很厉害。习仲勋让她用手指按一按自己的小腿，一按下去就是一个坑，几分钟都不能复原。见此，习仲勋潸然泪下。

　　刘水柱还说：“当时没粮食，很多人家只能找点儿红薯渣、红薯叶、红薯秆、坏红薯、玉米芯等，将其粉碎后弄成饭团充饥。就为买这些东西，有的社员还不得不出卖衣物。当时盐也缺，饭团涩得咽不下去。为体会百姓之苦，习仲勋也和百姓一起啃饭团。那会儿，经常能看到他眼中噙着泪花。”

　　五、“开仓放粮”

　　旱情在持续，麦子大面积枯萎。习仲勋和中央工作组同乡亲们一道，奋力抗旱，争取不让夏粮绝收。

　　没承想，麦收后却迎头碰上了更大的危机：上级下达给长葛县的粮食征购基数是3651万斤，超购289万斤。如此一来，全县有29个大队在秋收之前人均最低口粮不足百斤，个别大队人均只有五六十斤。

　　习仲勋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召开县委常委会，研究退库和统销(返粮)的问题。会上，他还提出动用国家战略储备粮的问题(那个时候，动用国家战略储备粮是个谁都不敢碰的高压线。著名河南作家张一弓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写的就是饥荒年代李铜钟在“违法粮”和“救命粮”之间作出悲壮抉择的故事)。县委第一书记张汉英思考再三，说：关于国家的战略储备粮，县里只有为国家妥善保管的责任；没有中央批准，一粒都不敢动。

　　在座的都听出了这话的意思，都将眼睛盯向了习仲勋。

　　习仲勋果敢地说：特殊情况下，要采取特殊措施。我们必须尽一切能力去拯救人民的生命。现在动用一部分储备粮，等于向国家“预借”。下年丰收，再补上。

　　会议室里，县委常委和中央工作组成员面面相觑，无人发言。

　　说得轻巧，能“预借”吗？

　　说是“补上”，“补上”就完事了吗？看到这场面，习仲勋思考片刻，拍板决定：“县委做好开仓放粮的准备。我马上打电话给中央和国务院，向周总理和小平同志请示。他们会考虑问题的严重性，给予破例。”

　　《长葛粮食志》记载：“县决定退库(小麦)60万斤，统销341万斤，又动用储备粮62万斤、机动粮135万斤……共计1156万斤，有效解决了群众口粮严重不足的问题。”

　　1156万斤粮食，挽救了多少长葛人的生命？《长葛粮食志》上的一张表格，记载着习仲勋的胆识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