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1961年长葛调查：要求释放敢讲真话政治犯(3)

 　第二章

　　长葛“查风纠偏”

　　一、解散“大食堂”

　　农村办公共食堂，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新生事物”，被作为“共产主义萌芽”大力提倡。

　　习仲勋来到长葛后，有的干部不断向他反映说：贫农、雇农、下中农拥护食堂；一些中农、上中农不赞成办食堂。

　　广大群众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习仲勋走村入户，了解实情——

　　时任樊楼村青年队队长的冯景尧回忆说，他们村有49户人家，习仲勋征询了46户人家对办食堂的意见。除了个别五保户和单身汉愿意在农忙时办小型食堂外，其他人家不分男女老少，都反对继续开办公共食堂。

　　1961年5月8日前，习仲勋和中央工作组调查了宗寨、樊楼、杜村寺3个大队，发现共有大食堂29个。

　　农民岳永平反映说：“食堂吃一次饭，光排队就得1个多小时。早晨吃饭到半晌，中午吃饭到日西，一天还能干多少活呢？办食堂，占用了一半的干部与劳力。下地干活的，都是婆婆妈妈和娃娃。照这弄法，再过一年吃啥哩？”

　　杜村寺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张金铎向工作组反映说：“办食堂，口头上说的是加强农业第一线，实际上第一线全在食堂。干部的精力主要放在食堂上，生产就放松了。我一下地，群众就吵‘吃不饱，干活没劲’。于是，我只好亲自跑到食堂，跟炊事员算计下锅的面。搞了半个月，饭吃得稠了些。群众说，像这样吃，还差不多。可我一离开，饭又稀了。”

　　时任宗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的刘水柱向习仲勋反映说：“办公共食堂，没燃料，就烧树木；树砍完了，就烧木板、农具、饲草，甚至扒房屋。仅宗寨大队，就扒房21间，烧椽梁85根，烧农具24件，烧饲草5万多斤。再办下去，要出大问题。”

　　了解到真实情况，习仲勋有了发言权。

　　在县委扩大会议上，习仲勋掷地有声地说：“公共食堂，只要群众不愿办，就不办！”

　　这厢办大食堂，那厢大炼钢铁。群众的锅，都被收走炼铁了。食堂一哄而散，一些群众连做饭的锅都没有。习仲勋想得很细，他说：“过去办公共食堂是全力以赴，分散以后，不等于不管群众生活了。相反，应该更好地关心群众生活，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他要求干部们：食堂解散后，要帮助群众解决铁锅、砂锅等紧缺炊具，想办法为群众找豆腐渣、萝卜缨等。

　　一天，习仲勋找到时任和尚桥公社党委副书记楚西酉，语重心长地说：“在这连年自然灾害和人为‘五风’危害的困境下，要以菜代粮，想尽办法拯救人民群众，再不能让老百姓患上浮肿病或者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了。不然的话，咱们当干部的可是人民的罪人呀！”

　　当时在县委办负责新闻工作、现已83岁的李喜木对记者说，有件事，他至今记得还特别清楚。一天，习仲勋在樊楼调研得很晚。摸黑返回县城的路上，听到叮叮当当的响声，习仲勋循声过去一打听，是群众在偷偷开荒种地。他说：群众开荒自救，应该支持。习仲勋号召全县干部群众开垦路边、河边等“十边荒地”，种粮种菜；要求干部带头养牲畜、家禽和兔子，改善生活。

　　“在当时，个人开荒种地、养大牲口等，都是要被批斗的。习仲勋顶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号召大家做这些事。”时任宗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刘水柱说，“他这套‘组合拳’出招不长时间，我们大队145个浮肿病人的病情就好转了。全大队28个党员干部带头养大牲口31头。每户养3至5头猪，鸡鸭每人两三只，队队发展副业。很快，宗寨恢复了元气。”

　　二、狠刹“五风”

　　和尚桥公社等“五风”严重，习仲勋将其列为调查重点并以此作为狠刹全县“五风”的突破口。

　　要整风，就得以实事当靶子。村村寨寨，都留下了习仲勋和中央工作组成员的足迹。

　　习仲勋和中央工作组调查发现：几年来，和尚桥公社占用和扒毁民房6170间，刮走各种农具、家具等5995件。公社办了个万头猪场，从各大队调了350头猪。盖猪圈的任务，也分到了各大队，并要求一天一夜建成。大队没有材料，就扒群众的房子。段庄公社占用社员70余间房屋、16户社员宅基，建了两个大院。除办公室以外，书记、委员、社长还都有一个很漂亮的宿舍。群众却无家可归。古桥公社用了三天三夜，把白庄大队李庄村的320间房子全都给扒光了。群众气愤地说：“扒了民房盖猪窝，行善没有作恶多。”

　　——干部对生产瞎指挥，什么都要“一律化”、“规格化”、大兵团化。说是玉米能增产，就不准群众种高粱；说是密植能增产，种麦都得用五条腿的耧。事事都要大协作，什么都要统一行动。1959年，为了种麦，县委规定统一时间：“点炮为令”，一齐扎耧。为了统一种麦，11702亩晚秋作物不熟就收了。1960年，为了种麦，干部命令群众一个晚上把烟叶全都打完。烟叶不熟，又没能力炕，大部分都沤坏了。

　　——讲形式，搞浮夸。锄地锄地头，上粪上路边；年年反瞒产，季季“整产量”，群众吃了“空头粮”。1960年闹起春荒：全县71个公共食堂断粮停伙。

　　——文件滥发，许多县、社的领导被淹没在事务主义、文牍主义的汪洋里。1961年4月份，县级各部门下达正式文件68份、18万字，下达表格24478个项目，电话会开了17次。一张抗旱浇麦表，就有480个项目。一些文件是县委办公室干部起草而转发全县的，公社党委竟然不知道。上头万条线，下头一根针。大队干部应付不过来这些，群众生活很少过问。

　　让习仲勋忧虑的是：中央工作组提出问题和群众商量时，经常遇到的回答是：“看上面咋规定”、“上面叫咋着就咋着”。面对这些，有的干部反而认为这是群众觉悟高，“听党的话”。开群众会，干部上去讲个把钟头，群众齐声高呼：“保证完成任务。”于是，会议结束。

　　和尚桥人民公社是“五风”重灾区，习仲勋决定以点带面，在该社开展整社整风。

　　1961年5月11日，习仲勋向中央和邓小平呈报了《长葛县和尚桥人民公社整风整社问题的调查》等。

　　“五风”“刹了车”，局势迅速好转。但是，问题仍然成堆，退赔工作就是其中之一。

　　在习仲勋的带领下，中央工作组深入各村全面调查，实实在在掌握了第一手真实材料：每个大队、生产队、社员在“一平二调”、“共产风”中被调走了多少土地、牲畜、家具等，都一清二楚。

　　中央工作组1961年4月30日形成的《长葛县占用和退赔社员房屋的调查》，记录了习仲勋的态度：“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满足群众的要求，用上压下挤的方法，彻底进行退赔，有一间退一间。机关、公社和社办企业，退赔后可搬到庙宇、祠堂、烟炕去办公。大队和生产队的仓库、保管室占用的民房，如确实不能退赔，要与群众商量，签订租赁合同，按时付给租金。扒毁群众的房屋，采取三种方法：一是帮助修建，二是以其他实物顶替，三是合理折价付款，群众自己修建。”

　　群众反映说：公家根本不想退赔群众的财产。县级机关向县委打的报告却说：对群众的“退赔”，已经完成了92.2%。

　　于是，中央工作组到和尚桥公社王庄大队做退赔专项调查，发现上级平调社员物资，退赔作价仅有实物的四成。有些机关从多方面刁难群众，借口查实对证要“声喊声应”，找不到证人不算数。社员气愤地说：公家黑夜搬家拿社员的东西，黑夜伐树，社员被迫迁村、关门、锁户，人不在，东西就被单位拿走了。拿的时候不跟社员说，往哪里找证人。如此一来，一些“平调”群众的东西有物无主，机关也就继续占用。

　　于是，习仲勋亲自上阵，帮助农民讨寻“失联”的东西。

　　《王庄村志》等记载：1961年4月17日至19日，为寻找“五鬼分尸”的家具、用具等，习仲勋安排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一凡带领王庄村群众先后到县委、县政府、财贸委、公检法机关大院和县委招待所等，找回了该村原来的办公桌椅、其他农户丢失的许多家具物品。王老太家的水缸被县中学占用，她去学校要了好几次，都被学校负责人以王老太没有借据为借口，不予退还。习仲勋亲自去交涉，学校才退还了水缸。王庄村民冯根成等9户人家，房屋被扒无处住。习仲勋指示中央工作组立即将他们安置到县服务公司和碗厂的公房居住。

　　桥南村被“割耳朵”，一分为四，被迫迁到外村。村民的房子都被扒了。为解决他们的居住问题，县里决定将县办机械厂的房屋赔给群众。可厂里却把门给拆了，一遇刮风下雨，群众苦不堪言。习仲勋得知后，质问县里的干部：“这样叫群众如何去住？对维护群众利益的事不能不管，必须抓到底。”

　　5月2日下午，习仲勋在县委扩大会议上严肃指出，机关随便圈地、占地、占房，都退赔得很差。群众没房住，就是天大的事。占地占房，平调的一切东西，都要退还，并以实物为主。群众的东西必须退还给群众。不这样做，就是退赔不彻底。退赔彻底了，才能取信于民，使群众相信党、相信党的政策的正确性。

　　面对机关不退实物，一间房子只作价十二三块钱、瓦房作价20块的情况，习仲勋很是气愤。他对县领导干部们说，一间瓦房才赔给20元，连买砖瓦钱都不够，房子是盖不起来的。所付的退赔款，一定要能买同样的东西。否则，就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