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西南肃军纪：下连队吃稀饭 怒诛“陈世美”(4)

　　跳舞风波

　　50年代初期，西南军区来了不少苏联军事顾问，他们的夫人和孩子也来到了中国。每到星期天，军区总要为苏联顾问举行舞会。开始的时候，只是苏联顾问和他们的夫人跳，后来机关的一些干部也参加了，舞会的规模越来越大，再到后来每天晚上都有舞会，不但有机关干部，干部家属、战斗文工团的女演员也参加了。

　　有一次，舞会刚刚开始，突然停电，音乐也不响了。政治部的领导发火了，一问才知道是司令部的领导指示，舞会停止。“为什么要停止，舞会是为苏联顾问搞的！”政治部的一位领导说。“舞会不符合艰苦奋斗精神，不能搞！”司令部的一位领导说。“上级没有规定不让跳舞，为什么不准跳？”“浪费人力物力，干什么不行！”两位主要领导在舞场上争执起来，站在一边的苏联顾问奥列霍夫不知所措。事情越闹越大，已经影响到两个部门的关系，正常工作也受到影响。

　　最后问题到了军区政委邓小平那里。邓小平没有急于表态，而是找机关的同志了解情况。有的同志说：“现在跳舞的更多的不是苏联顾问，而是我们的人。”也有同志反映：“有些孩子天天到舞场找东西吃，跳舞的开支太大了。”苏联顾问团团长奥列霍夫中将说：“跳得太多，会影响工作，还是应该从实际出发。”

　　邓小平说：“跳舞是种文化生活，没有文化生活不行，可是天天跳舞也不行。跳舞还要招待，化那么多钱就更不好了。不管搞啥子事，都要讲个排场，养成了习惯不得了。”他提出：“每周举行一次舞会，对苏联同志可以搞一点招待，要节约开支。”

　　这样处理双方都满意，跳舞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不设私人公馆

　　民国时期，重庆城遍布着达官贵人的公馆别墅，别说四大家族中的蒋介石、孔祥熙的黄山、林园、曾家岩和小泉公馆，就是一些地方实力派，也建公馆成风，如李子坝的刘（湘）公馆，上清寺的“范（绍曾）庄”，枇杷山的“王（陵基）园”，观音岩的“渝舍”（杨森公馆）等等，以此显示他们的地位和富有。

　　进城后不久，西南局发出《关于检查与纠正享乐思想以迎接新任务的通知》指出：“要克服干部和战士现在发展的享乐思想，应由高级干部以身作则，不设私人公馆，房子挤着住，集体办伙食，严防铺张浪费。”当时，主持西南地区工作的三位首长邓小平、刘伯承、贺龙首先以身作则，他们三家人合住在一幢楼房里，即现在的中共重庆市委大院里的二号楼。此房是抗战时期专为宋美龄修建的公馆，两楼一底，大小共十几个房间。刘伯承住底楼，贺龙住二楼，邓小平住三楼，三楼最窄小。这是经过互相谦让之后，按年纪安排的。刘年长、贺次之、邓最小。他们三家住在一起，互相更加了解，遇事也好商量，开党小组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增加了内容，大家有话可说。

　　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三位首长的表率作用影响了重庆市委的领导，当时的市委第二书记张霖之一家住在一栋旧楼房里，下面是市委常委办公的地方。市委第三书记曹荻秋进城住的是杨森公馆“渝舍”楼上最靠边一个套间，既是办公接待室又是寝室，直到家属接来迁出“渝舍”，全家6口才搬进机关宿舍。听说秘书要结婚没有新房，他又腾出一间给秘书作新房。由于他是负责政府工作的书记，市政府每周星期六财贸工作例会，就在他家外间拉开饭桌，围桌开会，常常开到深夜，饿了每人一碗小面“宵夜”。他常说：“在家里开会，问题敞得开，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60多年过去了，重庆也由中央直辖市、大区所在地、省辖市、经济单列市到今天的直辖市，领导也几经变更，但未留下一处所谓公馆、别墅的地方，这不能不说是刘、邓、贺开的一个好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