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西南肃军纪：下连队吃稀饭 怒诛“陈世美”(5)

　　“王园”“渝舍”应辟为公园

　　刚解放的山城重庆，上百万人口集居在方圆不足10平方公里的半岛上，街道狭窄拥挤，整个市区只有一个“中央公园”，也就是现在的人民公园。邓小平进驻重庆后，深感重庆市民群众文化娱乐休闲的场所太少了，那时国民经济正逐步复苏，人民的生活日趋稳定，这时，邓小平又从更高层次考虑到人民群众生活的另一种需求，即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的需要。他多次强调：要把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当成一件大事来抓，要让人民在节假日有休息游玩的地方。

　　重庆是西南地区党政机关的驻地，机关用房需求量很大。当时在重庆有三级机关：一是西南局级机关；二是川东党委和行署的机关；三是重庆市级机关。但在当时大兴土木修建机关办公用房和工作人员住房，是不可能办到的。那时市政府就在现在的重医大附属儿童医院办公，叫“曙楼”。由于地方太小，只得把国民党重庆市长杨森的“渝舍”，也就是现在的少年宫占了一半，作为市政府机关。而市委机关的办公地，一开始设在学田湾一处叫“大溪别墅”“潜园”的地方，也是一个军阀的公馆，后因地方狭小，又搬到了“王园”。

　　所谓“王园”就是现在的枇杷山公园。1937年，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以其父母的坟地在山上为借口，强占了枇杷山，修建起一座私人花园别墅，以独门幽静而闻名。1949年底重庆解放时收归国有。“渝舍”也是重庆市中心的一座花园别墅，占地2万多平方米。在绿树掩映之下，花团锦簇，花园、亭阁、网球场和游泳池一应俱全。这里原是国民党重庆市市长杨森的公馆。

　　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容纳下大机关、交通又方便的地方也只有这两处了。但是与机关用房紧张相比，在邓小平心目中，人民休闲娱乐的事更为重要。他对重庆市委、市政府占用可供市民休闲游玩的花园别墅很有意见。在一次会议上，小平严厉地批评了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兼市长陈锡联。他说：你们的群众观念哪里去了？这是脱离群众、忽视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缺少群众观念的官僚主义。那么大一个重庆市，连个公园都没有，你们居然把这么大片非常适合人民游玩的场所占了。限你们搬出，一定还给人民，辟作公园。

　　陈锡联听到批评后，一时又无法搬出，心里很着急，专门写了一份书面检讨，呈报给西南局，沉痛检查自己没有群众观念的错误。到了1950年9月，陈锡联离开重庆到北京担任炮兵司令，市委仍然没有找到地方可以搬出，他再次向刘邓作了检讨。临行前还一再向市委书记张霖之、市长曹荻秋交待，一定要尽快想办法从“王园”等地搬出，把这些地方扩建成供群众游乐休息的公园。

　　直到1954年，重庆的经济恢复，财政收入有了较大的增长，重庆市委、市政府机关才有条件先后从“王园”“渝舍”迁出。接着，市委、市府又拨出专款，把“王园”扩建成景色宜人的枇杷山公园，“王园”的原办公房屋成为了“市博物馆”。当时建成的枇杷山公园是重庆市最好的公园，专门修建的红星亭是中外游客欣赏重庆夜景的最佳观景点。1955年，重庆市委市政府又在“渝舍”占地26000多平方米的土地上建成了一座大型少年宫，不仅让20多万重庆少年儿童有了自己活动的场所，也了却了邓小平多年的心愿。

　　让人民打上文化牙祭

　　进城以后，重庆各项事业百废待兴，需要建设的项目很多，资金缺口很大，在财力物力都相当困难的情况下，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亲自提出了修建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建议。当时小平同志说，重庆是西南地区的首府，又是工业城市，有着宏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应该有一座具有一定规模和文化设施齐备、环境优美的文化宫，来满足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生活需要。现在重庆解放了，劳动人民翻身作了主人，打上了肉牙祭，但这还不够，还要让重庆人民打上文化牙祭。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共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很快制定出修建劳动人民文化宫的计划，并专门成立了修建委员会。邓小平亲自点将，让当时的重庆市第一书记兼市长曹荻秋担任修建委员会的主任。曹荻秋欣然受命，并在关于修建文化宫的文件上批示指出：文化宫的修建，是全市劳动人民的一件大喜事，是全市工人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胜利成果。

　　市政府在财力相当紧张的情况下，拨出130亿元（旧币）资金，在中山二路原川东师范学院旧址修建了文化宫。为了保证工程质量，承担这项工程的重庆营造建筑工程公司调集了2000多名能工巧匠和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负责修建。

　　1951年7月1日，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正式开工奠基。在整个文化宫修建过程中，邓小平多次亲自审查工程图样和工程模型，并几次到工地上视察工程进展情况。文化宫地处城市中心地带，占地120亩，从选址到设计，从活动设施到园林绿化的具体分布，都凝聚着小平同志无数心血。在修建过程中，他特别强调：要多听听人民的意见，要走群众路线，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大力发挥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修建委员会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先后召开了15次座谈会。分别邀请了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各界人士代表、先进模范人物和工会工作者等，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这对文化宫的修建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1952年5月1日，邓小平再次来到文化宫施工现场了解工程的进展情况，陪同前来的曹荻秋市长邀请他为文化宫题写宫名，邓小平愉快地答应了。他回到驻地后，反反复复书写宫名字样，总共写了36个字，他一个字一个字地仔细比较，用毛笔在36个字中圈出了17个字，最后从17个字中又精选出自己满意的10个字，派人给修建委员会送去。1952年8月5日，文化宫举行了隆重的竣工典礼，邓小平精心书写的“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10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凸现在文化宫弧形大门的上部，直到现在仍光彩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