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解放军入城纪律是给新区市民见面礼(图)(2)

1949年10月，陈毅与各界人士合影。左起：叶企孙、潘光旦、张奚若、张子高、陈毅、周培源、吴晗

　　正是由于陈毅及时看到了进城之后的诸多问题，并相应一一制定纪律进行约束，上海的接收才比较顺利和稳当，这不仅在后来有《霓虹灯下的哨兵》之类的故事，也使得许多动摇和徘徊中的前政权人士、资本家、知识分子放心留了下来，接受中共的领导，参与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来。

　　陈毅入城后，马不停蹄地出席了上海各界人士的许多重要集会：6月2日，上海产业界座谈会；5日，上海文化界座谈会；9日，中央研究院纪念大会（会上，陈毅向各位科学家提出“多难兴邦，同心同德”）；12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大会；15日，上海各界耆老名流座谈会（陈毅称之为“耆老策杖观太平之集会”）；19日，中国技术协会；21日，为出席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代表饯行。在此前后，他还出席了大学教授联谊会的全体会议，又参加了医务工作者会议等。他还十分关注上海众多学者和专家的情况，努力帮助解决他们遇到的生活、学习或工作方面的问题。

　　以最大的诚意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人上海刚刚解放，周恩来就曾说：上海不仅在工业、商业方面占了全国总量的一半，人文荟萃，文教事业上也是“半壁江山”。显然，上海的情况对于稳定全国、对于中共工作中心的转移，有着举足轻重的示范作用。毛泽东说：“进入上海，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大难关。”

　　陈毅在上海树立了“团结面越宽越好”的原则。他告诉文教接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夏衍：要教育我们的干部与上海知识分子打交道，“不要急躁，更不得粗暴”，一定要礼贤下士；有事要亲自登门，千万不要一个电话打过去，叫人家到机关来谈事。陈毅不惜说到这些细节，是他认为与知识分子相处要懂得一个基本的道理：“我们尊重他们，他们才会尊重我们。”

　　陈毅如此说，也如此做。上海刚刚解放，他就分别拜访了宋庆龄、张元济、颜惠庆、秉志、张澜等著名人士以及许多工商业人士。对于工商业人士，陈毅认为这些人不去台湾，不去香港，不去美国，就表明他们都有爱国心，我们就应该用，有的还可以重用。不久，陈毅邀请胡厥文、荣毅仁、刘靖基、颜耀秋等百余名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陈毅肯定了他们建立民族工商业的奋斗精神，表示政府愿与大家共同协商，实现并增加新的生产任务。陈毅一番坦率和诚意的讲话，使与会者如释重负。

　　数日后，荣毅仁、刘靖基两人欲请陈毅等领导吃饭，有人担心影响不好，怕被人说是模糊了阶级界限，丧失了立场，会犯政治错误，因此不敢去。陈毅却认为这是资本家的投石问路之举。他解释说：“吃饭可以做统战工作嘛，怕犯错误，就等于把自己手脚捆起来，我才不干呢。”于是，他不但带着刘晓、潘汉年等人赴宴，还叫夫人张茜和孩子同去。席间，他与主人拉家常、嘘寒问暖，彼此进行了沟通，建立了感情，后来人们说陈毅是“有人情味的共产党将军”。

　　陈毅为了避免发生“野有遗贤”的现象，曾在“名单学”上大做文章。那是上海刚刚被接管之后，陈毅指示夏衍拟写一个上海文化界座谈会出席者的名单。夏衍为了保险，搞了一个范围很广的名单。陈毅与潘汉年一番商量，对名单又作了充分的研究和细致的增补。

　　事后，他对夏衍说：“这是我第一次与上海文化界见面，要讲讲党的政策，让大家安心工作，所以要记住团结面越宽越好。你们这些老上海要胸襟宽大，不要因为过去有过什么思想上、感情上的纠葛而抱成见，过去他骂过你一句，你嘘过他一声，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千万不要因为你们做了‘当权派’，就可以报一箭之仇。凡愿意为新中国服务的一律要团结，社会上地位相同的人，请了这个不请那个，人家就会生气。这就是古话说的‘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照顾到。”

　　在那次会议上，陈毅敞开心扉与上海文化界人士交心。他说：“我这个共产党人，不是天生的，我也算是知识分子出身。我翻译过波特莱尔的诗，写过小说、诗文。我个人的改变就经历了三个阶段：开头是地主出身，信孔夫子那一套；后来接受了新思想，改信了‘德先生、赛先生’，变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最后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经过矛盾、消沉、碰壁，才选择了革命的道路，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这几步我走得都不容易，有别人推动，也有环境的逼迫。”不是训话，不是自得，而是促膝谈心，上海文化界的名流遂对陈毅有了一番深刻的了解，也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

　　当时，陈毅还对夏衍说：“有人把上海的接管概括为‘接、管、清、改’四个字，就是先接后管，然后再清理、改造。这个秩序一般来说是可以的，但在文化界，我看‘清’和‘改’特别要慎重，不要图快，更不要性急，急了就会出毛病、误大事。做统战工作，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先要交朋友、谈心，让他们敢讲真心话，不入耳之言也要听，骂也不要紧，可怕的是他们有话不讲，放在心里，形成怨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