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解放军入城纪律是给新区市民见面礼(图)(4)

　　要用辩证法认识知识分子

　　工作1954年，陈毅离开上海，赴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协助周恩来工作。此后，他在主持文教等工作中仍然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千方百计地调动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之后，随着党内阶级斗争范围不断扩大，在文教和知识分子问题上也不断地出现了基于错误的估计导致的在政策方针上的人为的错误，此时陈毅的坚持显得尤其难能可贵。

　　1955年，民盟有一个意见被反映到了中共中央。民盟一些人认为解放后执政党对知识分子有“六不”的现象：所谓“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应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存在着。1956年，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讲话中对知识分子有一个正确的分析和定性，即“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陈毅协助周恩来起草的讲话稿，其中包含着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要大规模地扩大知识分子队伍，并尽可能地迅速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等的想法，应该说这也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做法。

　　在此前后，陈毅在许多场合有过许多类似的表述，如他提出应该与科学家亲密合作，而“目前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障碍，不是科学家，而是行政干部，具体的领导干部。粗暴的态度，冗长的会议，骄傲自满，以为天下都是老子打下来的，将科学‘抵掉’了”。他还说：“中央的指示，需要在学校里、医院里来考验。在怀仁堂，科学家是满意的，但在医院里、科学院里、大学里就不然。有些科学家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对这些具体领导干部的领导，而不是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所以关于贯彻中央指示方面，部长、校长、院长、党委书记应该首先自我批评。”

　　陈毅的以上认识，是站在辩证法立场上的。他指出：“科学研究工作搞不起来，科学家本身固然有毛病，如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宗派情绪，自以为是，看不起人家，你不服我、我不服你，不愿合作等，但六年以来，经过政治运动学习，已有很大改变。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如抗美援朝，购买公债等，他们贡献很大。科学专家的缺点（我们干部也有），不是，也不会是科学研究工作搞不起来的主要原因和障碍。要十二年赶上世界科学水平，非科学家不可。科学家的毛病不是主要的。无论哪一个科学家都愿意研究。哪一个外科医生不想看病、开刀，做些理论研究？哪一个科学专家不想看新的东西？不知道新的，怎能提高？跟我们也都要看新的消息、文件一样，否则就无法进行工作。科学家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作风、生活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有的，但六年来基本上已有所转变。重点不要弄错。问题不在科学家而在领导上。六年来资产阶级分子改变了，我们也对他们宽大。资产阶级分子已将资金献出来，怎么还能说他们‘五毒’？但我们对知识分子为什么就不能宽大？中央指示，听说你们已传达到了五六遍，但还不够，还是要讲。因为问题主要在于具体的领导干部，愈到下面愈坏。”

　　陈毅还举例说明：“西北大学一位研究麦种的教授，已工作了三十年，他反对米丘林学说，崇拜英美，这显然是不对的。但不能强迫命令他。现在不相信，就等待他，一年不成，就二年。真理总是会被相信的。他还有一个毛病：他的实验室不许别人进去。人家怀疑他在里面到底在搞什么名堂。于是，我们的干部将他调出去考察，而在他离开后，就将他的实验室大门打开，把他搜集的麦种都搬出来，掺混在一起，撒了满地。这个教授回来，大哭一场。这教授有不对的地方，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公开宣传，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采取这种办法。这倒是一个‘调虎离山’计。这是犯法，需要受法律制裁。我们不能用这些反科学的外行办法，强不知以为知的办法来对待科学研究工作。这些办法如不纠正，科学就不能开展起来———就是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