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解放军入城纪律是给新区市民见面礼(图)(3)

　　真正做到礼贤下士，用人唯贤

　　陈毅说：“上海的文艺界千富万富，最珍贵的财富还是人才。”1949年5月30日晚，上海市政府在南京大戏院（今上海音乐厅）邀请京剧名演员梅兰芳等演出，与此同时，组织越剧界的袁雪芬、范瑞娟等举办训练班；收回解散上海交响乐团（其成员多为外籍人士） 的命令。随即，陈毅在分别参加了工人、青年、民主党派、工商实业界的各种集会之后，又于6月5日由市政府在八仙桥召开文教界座谈会。会场上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在周谷城讲话说“感谢解放军打进上海，把我们解放了……”话还没说完，陈毅立即接着说：“不是解放，是会师，解放军从外面打进来，你们从里面打出来，是我们共同会师。”

　　晚清及民国耆宿张元济是中国出版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当时，这位商务印书馆的原董事长瘫痪在床，陈毅闻讯前去探望，张元济感动得热泪盈眶。陈毅当上海市长时才49岁，而张元济已是83岁高龄。以后每逢张元济生日，陈毅必送蛋糕祝贺。不过，两人的关系不仅仅是这样的一种“客气”的关系，真正的朋友是互相尊重和信任。

　　上海刚刚解放时，商务印书馆几近破产，经济困难，工资也发不出，张元济向陈毅提出向政府贷款20亿元（指旧币，与1955年发行的新币比，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陈毅原本可以划拨贷款了事，但他认为帮忙要帮到点子上，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陈毅与张元济仔细分析造成商务印书馆困难的原因，研究改善经营之道的办法。陈毅诚恳地说：“如果我说人民银行没有20个亿，借不出来，那是骗你老前辈了。你这么大年纪为了文化事业跑来，理应借给你，但是我想还是不借为好。20个亿搞到商务印书馆，一下子就花掉了，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听说现在商务印书馆那些编辑天天打扑克、唱歌、捅炉子、烧枣子吃，只愿搞学术丛书，不愿搞通俗读物，这样不要说20个亿，200个亿也没有用的。要你老先生到处借钱度日，我很感动，但也很生气。我不能借，借了是害了你们。”张元济听了之后茅塞顿开，他心悦诚服，回去就与书店同人商量如何搞好经营。后来，商务印书馆挺过难关，继续在出版事业上大发展。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后，上海的工商业私人企业全部接受了公私合营，这其中荣毅仁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1957年1月初，上海市召开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当时已调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专程从北京赶回上海，原因是毛泽东交给他一项特殊任务，即“要我和上海的同志们商量一下，请投荣毅仁一票，把他选上副市长”。江南荣氏家族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为新中国恢复和发展经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显然，在共和国领袖看来，接下来如何把合营企业搞好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这需要上海率先创造经验，而从荣家推选出代表人物参与政府的领导也就十分有必要了。

　　陈毅和荣毅仁是相交至好的朋友，于是，他对大家诙谐地说：“实不相瞒，他已经是我的要好的朋友之一。我要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为这位红色资本家竞选。因为他确实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而且凭着他的特殊身份，在国内外资产阶级中还能够发挥我陈毅起不到的作用哩。”表决结果，荣毅仁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陈毅又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越是胜利的时候，越要想到统一战线，这可是我们党最宝贵的经验啊！中国的革命离开共产党领导不行，由共产党包揽一切也不行，这个辩证关系一定要懂，千万要重视啊！”

　　1953年6月，周恩来倡导在各地成立文史研究馆，以“敬老崇文”，妥善安排“文、贫、老”的知识分子，使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在上海，这项工作由陈毅主持。当初，上海文史研究馆人员加上参事室人员，不过30多人，陈毅认为太少，要在30人后面再加个零，也就是300人。不过入选人员竟迟迟难以落实，原因是统战部门把握尺度过严，最终激怒了陈毅。他说：“你们这些人连蒋介石都不如，蒋介石还把段祺瑞一家养起来呢！怎么会没有人？上海三教九流、遗老遗少、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多的是，每人每月给八九十或一百多元生活费，我们养得起。每月组织他们学习两次，接受你的教育，有什么不划算？我看这样做有个最大的好处———可以减少一些反革命！”于是顺利敲定了入选人员。到“文革”爆发之前，除去世者外，还有329人，其平均年龄在70岁以上。可谓名士风流，济济一堂。

　　除了文史馆、参事室，上海的文化坐标还有博物馆、图书馆，以及文物保管委员会等，这些地方拥有大批的专家学者和文博人才。对他们的关心和使用，也体现出了执政党敬老崇文、弘扬民族文化的理念。上海人文之盛，在陈毅主政期间可谓壮观。如1950年7月24日，上海市文化艺术工作者第一届代表大会召开，陈毅为之题写了《共同纲领》的第45条：“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奖励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发展人民的戏剧电影事业，献给上海市文代大会。”随即，他指示市委宣传部和组织部认真研究和安排代表的名单，结果八个界别共有547人。这可以说是上海文化艺术界一次空前的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