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围城忧思录：垃圾处置设施四处碰壁(2)

困局:垃圾处置设施四处碰壁

　　这是一组令人尴尬的数据:当各级地方政府总能克服各种困难完成主要经济指标之时,与垃圾处理有关的目标却往往落空。

　　早在2007年,杭州就曾提出到2011年主城区垃圾焚烧率达到50%以上,但实际情况是从2007年到2011年,主城区的垃圾焚烧处理率仅从32.19%提升到35.83%,一年提升的指数不到一个百分点。

　　在更早之前的2000年,当时的建设部就曾确定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但13年过后大家发现,当年的试点如今还在试点,垃圾分类的进展步伐堪称“比蜗牛还慢”。

　　垃圾分类和垃圾处置进展的缓慢,加剧了垃圾围城的紧张局面。北京现有垃圾处理设施的设计总处理能力约为日均1.03万吨,每天缺口达8000余吨。除了北神树,北京其他的大型垃圾处理设施也都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于垃圾填埋会造成占地多、污染重、危害大、处置周期长等各种问题,因此,当前国内各大城市纷纷将垃圾处置的重点改为发展垃圾焚烧厂和餐厨垃圾生化处理厂。

　　在广州,从2013年底到2014年上半年有五大垃圾焚烧项目密集开工,以实现到2017年原生垃圾“零填埋”目标。在上海,随着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一期和郊区一系列垃圾焚烧厂的运行投产,到“十二五”末垃圾无害化处理将由填埋为主转变为以焚烧为主。

　　减量化是垃圾焚烧厂最为立竿见影的效果。北京市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管理中心书记郭团会告诉记者,在2008年焚烧厂运营之前,每天这里要填3000吨原生垃圾,而通过垃圾焚烧,这里每天只要填埋100多吨焚烧过的炉渣。

　　减少垃圾渗滤液的二次污染,以及垃圾焚烧发电后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各大城市纷纷选择垃圾焚烧的重要原因。

　　但各地发展垃圾焚烧的雄心能否实现,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在垃圾焚烧厂纷纷上马的同时,由此产生的争论、纠纷甚至冲突,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有的甚至演化成为群体性事件。

　　数年前曾规划兴建5个垃圾焚烧厂的北京,就因为阿苏卫项目遭到周边居民强烈抵制,至今只建成了一座垃圾焚烧厂。

　　在广州,尽管李坑垃圾焚烧厂的排放标准已达到欧盟水平,但驻厂的村民监督办公室副组长范燕芬和周围村民仍然不满意。“每晚12点上百辆垃圾车排队进厂卸料时,老百姓根本不敢开窗。”

　　如果说居民抵制垃圾焚烧厂的主要原因是担心二噁英,那么恶臭则是许多民众抵制另一种垃圾处置设施——餐厨垃圾生化处理厂的主要原因。

　　2013年夏天,一则关于“上海垃圾处理厂臭气熏天,江苏群众屡次交涉无果”的消息在网上引发关注。受到抱怨的,正是采取堆肥发酵工艺、处理餐厨垃圾的国清垃圾厂。

　　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新泾村村民王志艳说,村子离垃圾厂就一河之隔,虽没有如网文中所说“吃苍蝇拌饭”那么夸张,但碰到刮东南风或夏季高温时,味道确实特别大,令人作呕。

　　为了缓解周边居民的情绪,在当地政府的要求和监管下,国清垃圾厂已采取减量处理的整改措施,目前日处理垃圾由2012年的700吨/天减少到459吨/天,同时还落实了600多万元资金,从“水、气、渣”三方面进行整改。

　　一个个为解决民生后顾之忧而建的垃圾焚烧厂、垃圾生化处理厂,却在各地普遍遭遇尴尬。在建设资金逐渐充实、技术手段日益成熟的今天,人人都离不开、但人人都不想要的“邻避效应”,已经成为破解当前垃圾围城困局的最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