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家老汉杀害5岁男孩留勒索信 帮寻5天安抚家长(2)
嫌犯妻子:
绝不相信老公会杀人
昨日,林林家里不断有人进出,他们安慰着林林的家人。而邻居詹甲家里,妻子在两名家人的陪同下,坐在屋内,沉默寡言。
“流言蜚语,可以把人杀死。林林失踪那几天,他都很正常,发现尸体时,他也没有任何异常。”詹甲的妻子说,警察带走了她的老公,没有告诉她原因,她一直在等,“我绝不相信老公会杀人,他跟邻居从来没有红过脸,脾气也不是很暴躁,平时也要做家务,只是今年生病了,才没有外出打工。”
“现在外面一些谣言说得很难听,真相一定不是他们传的那样,我等着警方告诉我真相。”詹甲的妻子说,老公被抓走后,她不敢告诉儿子,也不敢把儿子带回家,“现在儿子住在城里亲戚家,他以后的路还很长,不能影响他,我以后也要生活,我也是个受害者。”
邻居猜测:
弹弓误伤孩子
怕医不起就起了歹心
昨日上午,詹甲被带回指认现场,附近千名群众赶来围观。
“他并不是个可恶的人。”同村村民夏志德说,詹甲平时和颜悦色,跟村民们关系都很好,跟林家也是有事就互相帮忙。
夏志德说,詹甲近一年没有出去工作,平时喜欢用弹弓打鸟,他的老婆在城区上班,“他有个11岁的儿子跟林林耍得很好。”
夏志德说,詹甲指认现场时,他从现场听说,12月15日,詹甲带林林到后山打麻雀,失手将林林头部打伤,“他考虑到自己没钱医治,就干脆把林林杀害了,那个勒索信也是他写的。”(记者田雪皎摄影报道
延伸阅读)
几个孩子连遭“熟手”,熟人怎么了
近月来,无辜幼童遭遇魔掌的新闻屡见报端。从发生于8月末的挖眼男童案到11月的10岁女孩摔婴案以及上海一伯母杀害侄子案,再到昨日资阳男童遇害案,这些密集发生的针对儿童的侵害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幕后的黑手均来自于孩童的亲戚,或者是邻居,这些被大众定义在安全范围内的“熟人”。而通过这四桩针对未成年人的侵害案件也有众多的相似点。
嫌犯:我们关系很好四桩案件的嫌疑人均称和受害人家属关系不错。在挖眼男童案中,嫌犯张会英在案发后就已跳井。但受害人斌斌的家属和老家乔家庄的多位村民表示张会英平时特别疼爱斌斌,多次到斌斌县城家里给斌斌送吃的。
而重庆摔婴女孩在道歉信中说,受害男童摔下25楼是因为“在家里和小弟弟玩耍时狗狗叫了,小弟弟掉下去了。”而发生在昨日的资阳男童遇害案中,嫌疑人也声称,两家关系很好。
动机:琐事迁怒孩童?四桩案件的作案动机都显得有些扑朔迷离。“并没有足够的理由非要对孩子下这么狠的毒手”是案发后人们对作案动机的普遍质疑。
挖眼男童斌斌的母亲张文丽曾说,他们和张会英家有的都是家长里短的矛盾,到不了“挖人眼睛”的地步。而资阳杀童案件中,嫌疑人作案动机还在调查中。
影响:熟人是大灰狼?四双伸向幼童的熟人黑手如同在水面上投下了石子,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挖眼男童案发后,当地村民表示再也不敢放心地让小孩在村里玩。“就是上厕所,也要找个人跟着。”
警方提醒,针对熟人作案,要提高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有情况及时向家长、老师等诉说。华西都市报记者田雪皎见习记者袁慧君
专家说法
不要对个案贴标签
熟人仍然可信
“不能因为出了熟人杀人案件,我们就完全丧失了对熟人的信任。”华南理工大学哲学博士候选人张洪铭认为,现代社会总体安全感缺失,熟人犯案事件的发生正好切合了人们内心的不安全感,从而使人们觉得连熟人都不能信任,这样非常可怕。
尽管有研究数据表明,60%的居室盗窃案和强奸案都是熟人所为,但也要看整个社会的犯罪率是多少。
“当我们比较犯罪率和正常情况时,我们会发现一个社会正常情况是大多数。因此,不能说出现熟人犯案,我们就觉得这社会太危险了,完全不可信了。”张洪铭表示,犯罪本来就易发生在熟人中间,因为只有相互之间有联系的人才会有情感、利益的纠葛,也由于对对方情况了解才有更多的作案条件。
“我们说熟人还是可信的,也并不意味着信任就要放松警惕。要对熟人的情况很了解,同时也要对孩子的状况很了解。”张洪铭认为,不需要过度渲染熟人不可信和社会不安全。
增加社会安全感
制度完善是根本
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胡光伟认为,人们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熟人社会比陌生人社会更安全。
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在农耕社会里,熟人之间信任度比陌生人要强。但并不是说绝对的熟人都可以信任。“在熟人社会中,每个人其实还是独立的个体,当涉及到切身利益的时候,熟人和陌生人的界限就没有那么清晰了。”
胡光伟认为现代社会中人们对熟人的依赖,是建立在社会转型时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制度规范还未完全建立。“市场经济的前置条件就是信任,如果社会建立在完善的制度上,陌生人之间也能相互信任。”
因此胡光伟认为,犯罪不应强调“熟人”与“陌生人”之间的差异。“熟人社会并非绝对安全,陌生人社会也不是不安全。社会安全感的提升和犯罪率的降低最终还是取决于制度的完善。”(记者谢燃岸)
新闻评论
别把儿童过度引入成人交往
□蒋璟璟
又见孩童遇害,又是熟人行凶。令人错愕的资阳杀童案,纵使仍有太多的待解之问,但通过其已然清晰的大致脉络,仍不免让我们联想起,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儿童遇害事件。
由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杀童案”出发,公众的认知观悄然动摇。于是,“亲朋好友是否可靠”,竟也变成了一个需要三思的问题!这场信任危机中,所谓“熟人”的角色,俨然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乃至瞬间由可信赖的人,降格为“需提防的危险分子”——对人性预期的极端悲观化,以及人心间相互提防到无以复加,当真无奈又悲哀。
其实,又何必、又怎可能,简简单单就把“熟人”,归入一个明确的类型中呢?一个变幻不定的世界,从无固定的好人与坏人,从无不变的温情和仇恨,前一秒是邻居、是公公、是伯母,也许下一秒就是“凶手”。有道是世事无常,就算抱持最大的恶意提防他人,就算将自己与家人藏在最坚硬的堡垒内,也难保就此一生平安、无灾无难。
有些悲剧,纯属偶然、防不胜防,“资阳儿童案”当属此类。既已事发,再来讨论“熟人可信不可信”,不仅为时已晚且意义不大。当然,也有一些悲剧早有征兆,未能将之扼杀于萌芽,自然可惜。让自家孩子远离性格失稳者,避免将儿童过度引入成人交往语境,凡此种种都是保护下一代的有效手段。但现实中,很多人不是与熟人过亲,就是索性以防贼姿态待之——总在两个极端游走,终究没把握好,那点若即若离的精到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