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访延寿县三越狱犯家庭 高玉伦母亲：活着没啥意思(3)

　　高玉伦——母亲称他为逃犯

　　时隔一个多月，再一次来到这个安静的村落，与上一次相比，村子里少了紧张的压抑，多了些活气。民房间的小路上是刚刚丰收过的稻谷，正平铺晒着太阳，水沟里的大鹅时而鸣叫时而踱来踱去，收获的季节，村民们脸上挂着笑容忙碌在田地之间。唯独在这座村庄北部的一间民房前，一位老妇人坐在门槛上，静静地望着远方。她就是冯桂兰，高玉伦的母亲。

　　路过这里的村民有的人说，“她耳朵聋了，得喊出来她才能听见。”也有的人说，“她不爱说话了，自从‘大伦’进去以后她就不有说有笑了。”所有人都同情她，作为母亲，一位平凡的庄稼人，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所承受的是任何人都不敢想象的一切。

　　走近她，好似很难进入她的视线一样，她的双眼始终望着一个方向，完全不会在意到这个方向上出现了什么。都说“养儿能防老”，她有四个儿子，曾经一度让她感到骄傲。自从高玉伦的妻子去世后，老人便搬到了这里与他同住，日子虽然平淡，却很充实。农忙的时候，家里的活都是老人干，地里的活都是高玉伦一个人做，等到农闲时，家里便不用老人操心，和平常的庄稼人的生活别无他样。没什么事的时候总爱去别人家串串门，同村里的乡亲们聊聊家常，去小卖部摸上几圈麻将。可一切的祥和都终止在2013年12月。当得知自己的儿子用刀捅了人之后，她的生活都天翻地覆。“自从他犯了事以后，啥心思都没有了，饭都做不了，喘气都费劲。”冯桂兰这样说。

　　高玉伦被抓后的这近一年里，老人没有一天不思念之前与他生活在一起的美好。得知了被判处死刑之后，老人也替儿子余下的日子做着计时。盼着“那天”慢点来，就让他们母子俩仍能看见同一个太阳，同一弯月亮。

　　9月2日，当得知高玉伦从看守所中越狱的消息时，老人本就濒临崩溃的神经最终没能经得住又一次的打击，一股心火涌上来，被家人送到了县里的医院，在高玉伦逃亡的10天中，老人多次向家人和守在医院的警察询问高玉伦的状况。村里的乡亲来医院看望她，有的人安慰她说：“放心吧，大伦抓不着，指定能跑出去。”对此，老人只是苦笑。在她看来，更希望警察能尽快将他抓捕，这个季节的田地里，夜里的温度低得让人无法忍受，再加上几日连绵的秋雨，天罗地网的巡捕，儿子能吃什么，穿什么，甚至是否还活着，才是老人一直惦念的。

　　得知儿子被捕后，老人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可这样的松弛没坚持多久，换来的便是更加沉痛的想念。“完了，这下怕是回不来了，少了个儿子，活着都没啥意思了，也不知道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

　　在表明来意之后，冯桂兰老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在老人的带领下，我们走进了这个农家小院。在农村流行着“想看这家是不是过日子人家，就看柴火垛利不利索”的说法，老人家里的柴火垛整整齐齐地堆放在院子的西面篱笆旁，东面的仓房前有些生活杂物也堆放整齐，在房的后身，有一片地，面积不大，但上面已布满荒草，听老人说，“高玉伦没出事之前，这片地种的菜都是他收拾的，啥菜都有，很方便，这人进去了，就没人拾掇了。”

　　走进屋内，传统的北方农村民房的格局，进入门口先是一个厅，然后是“西屋住小，东屋住老”，虽然距高玉伦出事已有一年的时间，但是他的房间内仍是干干净净，不见灰尘，老人进了这间屋子后习惯性地拿起桌旁的扫帚，简单地打扫了下。她说：“这院子里的、屋子里的东西都是他置办的，进去之后为了还债，能卖的都卖了，他不在了，我也得让这屋像有人住一样。”说罢，老人低下头，瘦弱的身体显得有些抽搐。

　　老人跪坐在炕上，谈起高玉伦老人总有说不完的话，“我这个儿子最孝顺，以前在家的时候没啥事我俩就看电视，都是我让着他看，他看困了我再看，我最愿意看中央电视台法律频道，现在自己家有犯法的就不爱看了，几天也开不了一回电视了。上了岁数之后，我总有病，一有个头疼脑热的，不管多晚他都给我找药吃，闹个大病就领我去城里看病，都花他自己的钱，从来不跟兄弟妹妹们攀比。你看我身上这身衣服，还有柜子里的东西，都是他给我买的。去年过母亲节，他给我拽到尚志去了，给我买了三套半衣服，还买了双好几百块钱的皮鞋，那是我头一次过母亲节，也不知道他是知道自己要出事还是咋的，就给我买这么多东西。唉，现在挨抓了，看不见了，得接受法律的制裁了，家里的地也没人种，给人家包出去也赚不了多少钱。这日子真没啥意思了。”老人一边说，手中还拿着一家人的照片，细细抚摸高玉伦的影像，时不时还感叹上一句，“这些人里，他最高，最壮。你瞅他乐的，那时候多好，你说他犯啥法呢？”

　　“在这个屯子里，我人缘还行，他出这个事之后，都挺照顾我，来看我的，陪我唠嗑的人挺多的，也有不少记者来看我，拿这个拿那个的，我就说你们来就来吧，别拿东西了，我一个老太太，吃不了啥玩意，就这么活一天算一天了。他们还给我看他抓住之后的照片，我看了之后好顿哭，你说他咋瘦成那样呢，这得遭多少罪啊，不管他变成啥样我都能认出来，这心啊就像用锥子扎似得。”谈话间，老人的眉头越锁越紧，为了缓和，记者指着桌上一组小孩的相册问老人这是谁。紧张凝重的气氛终于得到了缓解，老人嘴角再现了久违的弧度。“这是我重孙子，就是他孙子，这孩子可出息了，虎头虎脑的，特聪明。”老人的语速明显加快了许多。“现在他儿子一家在延寿县里住，我孙子在县里开挖掘机，出了事之后经常回来看我，有时候我也经常给他打电话，想问问他有没有什么进展，可是一直都没有信啊，是死是活也不知道。现在想见他也见不到了，估计最后执行之前能见到一面吧……”

　　“如果见到他，我得跟他说，伏法吧，该偿命就偿命吧，法不容情，犯法了咱就得认，该让你咋地就得咋地。”老人从炕头的药盒子中取出药，又到了吃药的时间。“这现在，成天吃药买药，都是大伙给掏的钱，姑娘儿子都给拿，一天都赶上药篓子了，饭都不怎么吃就是吃药。好在出事之后，我还有其他的孩子，对我都很好，本来老三应该在外地打工的，出了事之后，就回来照顾我了，过两天也得走了，不干活不行啊，还得赚钱养家呢。剩我一个人，这要是有病了就得靠四儿子还有乡亲们帮我了，你说这要是他不出事，是不是还能强点？”

　　走出老人的家，已是夕阳西下。缕缕炊烟飘向空中，路上铺的稻谷散发出淡淡的香醇。今后的日子里，老人依旧会坐在门口的石头上，望着来往的村民，只不过在这些人中不会再有儿子高玉伦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