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不再“办社会” 社会服务职能谁来接？

　　文章导读：在这场旨在帮助国企“卸下包袱、轻装前行”，并事关百万职工切身利益的改革进程中，1.6 万个各级国企所办的社会职能机构涅槃重生或者消失，都需要更多部门层级、更多社会资本，拿出承接的勇气和方案。国企为什么要剥离办社会职能？这项改革在推进过程中面临哪些难点？目前又有哪些成功的案例？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曹煦 | 北京报道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27期)

　　在为中石油系统的一家医院工作了20年后，45岁的医生张健在今年换了“东家”。他并没有离开这家医院，只是这家医院的“大股东”已不再是中石油系统的单位。

　　“一辈子有几个20年啊，都这个岁数了，从没想过离开中石油。”摘下“中石油职工”的标签，张健在不舍之余更多的还是期待，“我们医院地理位置好，不缺患者、不缺市场，缺的就是持续的投入和灵活的机制，这次改革恰恰能够带来这些。”

　　旗下拥有10家三级医院、40家二级医院、50家一级医院和100多家社区卫生服务站，共有两万张床位和1500万人次年门诊量的中石油，目前已有4家医疗机构与地方政府达成移交协议，7家单位的89个医疗机构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开展合资合作。

　　这是成千上万名“张健们”的一小步，更是中石油乃至国企剥离办社会职能的一大步。

　　2015年9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加快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此后，剥离国企办社会职能的政策频出，在2016年2月对外披露的国企“十项改革试点”中，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位列其中。

　　从改革推进的时间表来看，2018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国企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供水、供电、供热/ 供气及物业管理)分离移交工作。

　　在这场旨在帮助国企“卸下包袱、轻装前行”，并事关百万职工切身利益的改革进程中，1.6万个各级国企所办的社会职能机构涅槃重生或者消失，都需要更多部门层级、更多社会资本，拿出承接的勇气和方案。

　　国企为什么要剥离办社会职能？这项改革在推进过程中面临哪些难点？目前又有哪些成功的案例？

　　从幼儿园到火葬场，国企办社会费用每年过千亿

　　国企办社会职能是指国企承办了本应由社会化经营主体或公共机构承办的各种社会服务职能。主要包括：职工住宅“三供一业”、离退休人员管理、承办教育机构、医疗机构和消防市政等其他机构5个方面。

　　子弟学校、职工医院……职工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导致国企办社会的种类繁杂。

　　中国石化曾对下属企业所办社会职能进行过统计，得出的结论是：“一个人从生到死所涉及的社会职能，从医院、幼儿园、学校、就业到火葬场，中国石化全有。”

　　国企办社会曾是弥补政府和社会公共服务不足的必然选择，也是很多国企职工和家属的共同记忆。然而时至今日，这一历史产物已经成为企业沉重的包袱。

　　“在一些小区，大多数房子里住的早已不是企业职工，企业却还需对水、电等提供补贴；企业办的医院、学校，硬件条件很好，却受制于僵化管理，市场竞争力差。”张健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2016年7月13日召开的全国国有企业“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视频会议上表示，据不完全统计，各级国资委监管企业办社会职能机构约1.66万个，其中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管理机构约4900个，国有企业因办社会职能每年需承担费用1400多亿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仅央企层面，就有“三供一业”、离退休人员管理、教育、医疗和消防市政等五类社会职能机构约8000多个，年度费用约800亿元。据介绍，800亿元的年度费用，主要指央企为了解决企业办社会职能和历史遗留问题，每年需要从企业的盈利收入中拿出进行补贴的部分，也有很少一部分是政府对一些困难央企的财政补贴。

　　以国家能源集团为例，这家2017年11月由原国电集团与神华集团重组成立的年轻央企一“出生”就不轻松。本轮剥离工作启动前，国家能源集团年均办社会方面的费用支出达到25.8亿元，办社会机构在职职工1.3万人，60%以上的办社会机构和从业人员处在地方市政配套设施不完善的独立工矿区。

　　启动剥离工作后，国家能源集团在多个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教育机构改革方面，累计关闭撤销4户、移交地方9户、改制或实现专业化管理6户；承担公共消防管理服务职能的市政消防机构已全部移交地方管理；完成市政设施移交66处，社区管理机构与企业完全脱钩两个；累计有1.2万退休人员实现了社会化管理；完成59户厂办大集体企业改革，涉及大集体职工1万余人。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截止到2017年年底，国家能源集团“三供一业”已基本完成移交或签订分离移交协议，整体进度超过93%，仅此一项，每年可为企业节约成本支出9.5亿元。

　　国家能源集团一位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说，每家企业情况不同，所在地方差异较大，既要坚持总体工作原则，更要尊重客观实际。“我们的工作出发点是早解决比晚解决好，越早解决成本越低，代价越小，未来体现的价值越大。”

　　正如他所言，目前已经形成共识的是：国企办社会是在特定时期很多企业苦于没有社会依托情况下的历史产物，在现阶段给企业增加了大量负担，牵扯了数额庞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使企业越来越难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

　　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了解，决策层已将剥离国企办社会职能纳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点任务统筹推进，要求2020年底前基本完成。国务院国资委人士透露，中央领导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和部署，在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12个国家部委和有关部门组成了专项小组，各地区、各国有企业成立了相应工作组织机构，负责具体组织落实剥离办社会职能工作。

　　其中，央企显然要发挥更大的示范引领作用，国资委已将剥离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写入2018年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责任书中。

　　按照国资委的计划，2018年要基本完成“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和教育医疗机构深化改革，深入推进独立工矿区剥离办社会职能，努力完成市政社区管理等职能分离移交，逐步在全国推开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稳妥推动厂办大集体改革。

　　截至2017年年底，“三供一业”完成分离移交或签订移交协议的达到80%，其中达到90%以上的有16个省(区、市)、25家央企。

　　剥离独立工矿区办社会职能是难点，也是重点

　　独立工矿区是这场国企剥离办社会职能改革中的难点，也是重点。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因为独立工矿区普遍位置偏远，地方市政配套设施不完善，交通相对不便，而从业工人数量庞大，在漫长的历史沿革中，这类独立工矿区往往自成社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2017年4月，中国石油大庆油田、中国石化胜利油田、东风汽车十堰基地、河北开滦集团古冶矿区、陕西有色控股集团金堆城钼业矿区(下称“金堆城矿区”)等5个独立工矿区被列入独立工矿区剥离办社会职能综合改革试点，由国务院国资委挂牌督导。

　　以金堆城矿区为例，这个地处秦岭深处的独立工矿区，距离最近的城区陕西渭南华州区约60公里。矿区“三供一业”自成体系，同时承担着教育、医疗、社会管理等大量办社会职能。矿区住宅楼建造年代久远，房屋破旧，管道线路、设施设备老化严重。此外，矿区人员经费负担沉重，“三供一业”和办社会职能从业人员1340人，企业每年补贴的运行经费和人员工资达1.34亿元。

　　改革试点以来，除消防机构继续保留、医疗机构整体移交陕西省健康医疗集团外，教育机构、社区管理、污水处理厂、液化气充装站等市政设施全部移交华州区政府，供电分别移交国家电网和陕西省地方电力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