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被人下毒？ 拨开中共党史“第一谎言”迷雾(2)

　　在写作《王明中毒事件调查》之前，丁晓平就因著作《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传)、《五四运动画传：历史的现场和真相》、《解谜〈毛泽东自传〉》和编校《毛泽东自传》等图书，在读者群中颇有影响。他的这些经历，也对写作此书，奠基了有利的基础。“我是一名编辑，因为工作原因和兴趣，自2001年开始进行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毛泽东生平的研究，并进行重大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采访创作，尽管有些收获，也得到了读者的认可，但我不是党史专家，我只是做了一点自己喜欢做也值得去做的事情。”丁晓平的研究大多出自兴趣，或许正是因为没有专业身份的束缚，也没有学术界的条条框框，反而更利于他的创作。“十年前，当我看到王明1975年在莫斯科出版的遗著《中共五十年》时，很是震惊。”在《中共五十年》中，王明任意曲解历史、颠倒是非，骇人听闻地指出1943年发生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的所谓“王明中毒事件”，是中共中央、毛泽东派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指使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和主治医生金茂岳“蓄意毒害王明并摧残他的健康”。这本书自1975年在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以来，被许多境外出版物引用，成为敌视中国及丑化歪曲中国共产党和诋毁污蔑毛泽东的新闻噱头。“这本书在境外出版后，西方的一些人就大量地进行引用，至今仍一边倒地在出版物中复制、贩卖和炒作。”

　　由于史料的缺乏，一些党史研究的专业机构和专家们多年来找不出足够的证据来驳斥王明的荒谬言论和境外以讹传讹的谣言。“当年的护病记录和专家会诊讨论等病历都被王明带到了苏联，另一部分的会诊医疗诊断和审查记录则被延安整风时期负责调查此事的康生秘藏后流落民间。”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四年前。当时因丁晓平编校《毛泽东自传》和著述《解谜〈毛泽东自传〉》，在收藏界掀起了一股红色收藏热。“一些红色藏品的收藏家辗转联系到我，希望我能为他们手中的藏品进行鉴定或做点宣传。”赵景忠就通过国家图书馆善本馆的研究员黄霞找到了丁晓平，丁晓平在他的手中看到了这些难得的文献史料。

　　据丁晓平介绍，赵景忠收藏的这些史料是从一位名叫黄楚三的老人手中购得。黄楚三曾是红一军团政治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参加过红军长征。国共合作时期，黄楚三离开延安到南方工作，之后因种种原因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上世纪80年代，黄楚三辗转认识了康生的妻子曹轶欧。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康生自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就没有将这批文献上交中共中央，而是藏于自己手中。“或许是出于当时的政治原因，曹轶欧就将这批文献转手给黄楚三，致使这批尘封70年的珍贵史料至今还流落在民间。”而以卖旧书谋生的赵景忠在和黄楚三结识之后，感觉特别投缘，成为莫逆之交。黄去世后，这些资料又到了赵的手中。但丁晓平谨慎地表示：“上述情况都是收藏者口述的，是否准确现在已无法考证。”

　　这些资料一共14份，包括1943年8月6日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参与的《委员会记录》、《为王明同志会诊记录》、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撰写的《关于王明同志住院经过情形的报告》和主管医生金茂岳写给康生并转中央领导的一封信，以及中央医院化验室报告单等医学记录。丁晓平见到这些资料，并认真阅读研究后，大喜过望。“从里面透露的信息可以看出，这些文献资料完全是真实的，而非伪造的。”丁晓平介绍，这些资料涉及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高层、中央医院、延安医疗医药状况等情况，还涉及大量医疗术语，“从中可以看出每个人的发言、态度都不同，这都是难以作伪的”。从一处处小细节上，丁晓平断定了这份资料的真实性。

　　2009年，丁晓平的研究成果《尘封66年的“王明中毒事件“调查材料惊现民间》刊登在《党史博览》第12期上。文章刊登之后，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郭德宏找到了丁晓平。郭德宏是研究王明的专家，很多史料他也是第一次见到。见面中，鉴于对此事的深入思考，丁晓平提出要写作一部《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的专著，得到了郭德宏的大力支持。郭德宏还将前些年王明之子王丹之赠给他的王明夫妇保存的有关“王明中毒事件”的史料贡献出来，希望丁晓平能在此事的研究上有新的突破。“郭教授提供的这6份史料和此前我发现的14份史料结合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向我们揭示了当年王明中毒事件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