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雕刻家铺设"绊脚石"：历史越羞愧越不能忘记

汉堡街头新铺设的罗特曼兹一家四口的绊脚石 赵涵漠摄

戴姆尼在刚完工的绊脚石前 赵涵漠摄

绊脚石旁的纪念 图片来源于网络

位于柏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群 赵涵漠摄

　　这应该是条宁静的小路，但我却在路的一头听见锤子敲击石头的巨响。“咚，咚咚，咚咚”。循着声音走过去，一个老人正单膝跪在由灰色方砖铺成的人行道上。他一手撑着地，另一手握着铁锤，正使劲地将一个一面是黄铜的石块嵌入路面。

　　已经有3个石块被镶了进去。它们看上去比魔方大不了多少，黄铜面上写满了德文。很快，最后一块也镶好了。那冰凉的石块上刻着：

　　“这里曾经住着罗莎·罗特曼兹

　　1922年出生 1938年被遣送至波兰兹邦申

　　被杀于奥斯维辛”

　　德国汉堡的伯恩斯托夫路上，灌木的枝叶已经从栅栏里拱到外面，熟透了的覆盆子掉落在人行道上。在8月11号这个周六的上午，没有车驶过，偶尔有端着纸杯咖啡的年轻人牵着金毛猎犬散步。

　　伯恩斯托夫路159号——在黄铜石块前，我忍不住抬头望了望人行道边淡黄色外墙的5层公寓楼，以及门牌号。黄铜石块上的4个名字，代表着4位犹太人。他们曾住在这里，或许不是眼前这栋房子——德国许多城市建筑在二战时都被炸毁。但就在街角，他们可能也曾踢到过掉落的覆盆子，曾和不同民族的德国人“像真正的邻居和朋友一样一起生活”。

　　除了相同的遣送地和被杀地，他们还拥有相同的姓氏。如今，4块石头紧紧地挨在一起，74年过去，罗特曼兹一家回到了曾经住过的地方。

　　每一块石头，都由那个半跪在地上的老人、艺术家冈特·戴姆尼为纳粹统治时期的大屠杀受害者亲手制作。

　　“德国已经有775个地方能见到它。柏林、科隆是我最初铺设的城市。现在，你甚至可以在一座只有135个居民的小村庄发现它。”戴姆尼一边说着，一边用桶里的石灰和沙子填满石块周边的缝隙。

　　每个石块都被安放在种族屠杀受害者最后的住所前。

　　根据德国官方统计，纳粹大屠杀的死难者包括540万至600万犹太平民。如今，戴姆尼已经在德国铺下了两万多个属于当时死难者和幸存者的石块，在欧洲其他国家还能找到一万多个。至于将来还会有多少，这个65岁的老人眼下还说不准。

　　在这块石头上，人们只能看到最最简略的信息——姓名、生日、被遣送地和仅用几个单词写就的最终命运。

　　比起普通路面，黄铜石块多出了几页纸的高度。

　　因此，它的名字是，绊脚石。

　　这是作为国家形象的一部分，让世界了解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

　　在常被人视为“旅行圣经”的《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里，我第一次读到有关绊脚石的故事。

　　几乎很难不去注意它——在有关柏林的一章，绊脚石的介绍被放在一个醒目的灰线框里，写着：“这一全国性的项目是由出生在柏林的艺术家冈特·戴姆尼发起的，名字叫做绊脚石。这些地砖作为小型纪念碑，就铺在那些纳粹暴行受害者(通常是犹太人)生前居所的门前。”而另一个在该书中占据同样灰线框的地标，则是柏林墙。

　　可最初住在柏林的一个星期里，我连一块绊脚石都没看到。

　　我去询问向导、一个柏林自由大学的学生。他并不熟悉“绊脚石”这个词，但很快就明白过来，“你是说那种金色的小石块？你可能在任何地方看到过它，它们很小，很不起眼，有时旅行者只是从上面走过去了。”

　　尽管拎在手里时，绊脚石沉甸甸的，重两公斤。但它们实际上很小，长宽高分别只有10厘米，镶进人行道的灰砖里，只能露出一个黄铜色的金属片，有的已经些微磨损，有的隐隐泛着暗红色。这使得刻意寻找一块绊脚石变得很困难。

　　但对于长期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来说，它无处不在。在一位柏林记者乔安娜·罗宾森居住的街区，就有整整800块绊脚石。其中有4块，就在她家的隔壁。

　　2010年上海世博会，绊脚石甚至被送往德国馆展出。可后来，当一位北京游客听说还有这样的展品时，他惊讶极了，“我那时把德国馆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他记得位于锥形大厅的“动力之源”，那是一颗直径3米的金属球，外表安装着上千根发光二极管。他还记得欧洲最大的新区项目之一、汉堡海港城的规划图。

　　然而他并没有注意到，德国人还“复原”了铺设绊脚石的场景——一幢房子的窗下，摆放着一只装着水泥的木盆、一把刷子，以及16块绊脚石。亲自将小石块送往上海的戴姆尼认为：“这是作为国家形象的一部分，让世界了解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

　　这当然是一段极不光彩的历史。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可怕的独裁者曾经写道，“雅利安人最大的对立面就是犹太人”，“对种族问题和犹太人问题没有最清楚的认识，德意志民族就不会复兴”。1935年，纳粹当局制定法律，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

　　不久后，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收到遣送通知。“一些人被告知，他们将去往远东，而当前的集中营只是一个中转站。”戴姆尼说。人们将大部分财产都留在家中，因为“家具最终是会邮寄给你们的”。事实上，犹太人、吉普赛人、同性恋者、残障人士和老人不久后就成为大规模屠杀的目标。在谎言之中，他们提着小手提箱，走向死亡的终点站。

　　记者乔安娜家隔壁的4块绊脚石，属于曼南斯一家。73年前的春天，他们离开了那栋房子。但与大多数在手枪逼迫下的强行迁徙不同，他们相当体面地戴着帽子、拎着手提箱，口袋里装着前往古巴的签证和船票，以及对尽快开始新生活的盼望。

　　1939年5月13日，“圣路易斯号”启程，乘客包括曼南斯和900多名逃难的犹太人。他们之中有些人曾进过集中营，因此难免精神紧张。但另外的人却已经开始放松心情，他们在甲板上玩球，偶尔还在晚餐后举办舞会。

　　但船临近哈瓦那港口时，古巴官方却决定取消全部乘客的签证，“圣路易斯号”被迫返航。在船长的坚持下，没有人回到德国，他们分散进入欧洲其他国家的避难所。曼南斯一家四口则入境法国。但几个星期后，战争爆发。他们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并全部死于那里，包括10岁的小儿子。

　　“我甚至能想象到他们离开时的样子。”乔安娜在文章里写道。尽管最初，她看到的不过是4个被戴姆尼刻在黄铜片上的名字。

　　也许你不能从100万人开始，但你可以从一个人开始

　　“当一个人的名字都被忘记的时候，他就被彻底遗忘了。”当我和戴姆尼坐在一起时，他反复说着这句话。

　　他已经65岁了，两颊上的肌肉下垂，胡渣泛白。一年里大部分时候，他都开着一辆红色改装面包车，从一个绊脚石安放地，赶往另一个安放地。那就像是建筑工人的汽车——两排座椅早已被拆掉，纸板箱里放着18块绊脚石，用白色泡沫板隔开。锤子、铁锹、电钻挤在铁桶里，行李堆在石灰袋和灰砖的背后。

　　最近一次，他回到科隆的家里睡了20个小时，又再次出发。

　　但当时间回到1990年的时候，这一切只是雕刻家戴姆尼的一个念头。

　　那一年，他参与了科隆有关1940年1000个吉普赛被遣送者的纪念活动。这些人是纳粹当局为稍后一次大规模遣送准备的“试验品”。戴姆尼驾驶着划线机，从当年吉普赛人的居所一直开到一座位于科隆的集中营前哨，画出了一道长达16公里、“色彩漂亮极了”的彩线。

　　“我不会选择那些灰暗的色彩，因为当时人们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戴姆尼缓缓地摇了摇头。

　　但大多数被遣送者死在了集中营，正如随着时间过去，彩线也慢慢从马路中间褪色、消失。戴姆尼便收集了许多黄铜块，钉在彩线的残痕上，以使得这条“死亡之路”不至于被时间抹去。他正工作着，一位老妇人走了过来。

　　“你在做什么？看上去很漂亮。”老妇人好奇地注视着地面。她看起来已经很老了，老到很有可能见证过大屠杀历史。

　　“这条路的一端是吉普赛人的家，另一端是他们死去的集中营。”戴姆尼解释道。

　　“我想你一定是弄错了。”老妇人露出了相当惊讶的表情，“我住在这里许多许多年了，可从没有听说过我们的邻居里还有吉普赛人。”

　　这位艺术家突然明白，他曾经画过的彩线和此前通过研究档案获得的路线图，很难证明什么。在遇难者曾生活过的社区，他们的痕迹已经消亡了。“如果奥斯维辛是终点，起点则是他们自己的家。我必须把他们的名字带回家！”

　　但戴姆尼当时认为，这种念头很难真正实施。一个最简单的理由是，“受害者太多了，我根本不知道该从哪开始”。可他直到今天仍记得，当把眼前的困境告诉科隆安东尼特教堂的一位牧师时，他获得了这样的答案：

　　“也许你不能从100万人开始，但你可以从一个人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