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雕刻家铺设"绊脚石"：历史越羞愧越不能忘记(3)

　　我们必须毫不遮蔽地让人看看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世界上大多数首都，都保留着光彩的历史，但柏林却用绊脚石和博物馆毫不遮蔽地展示着曾经的罪恶。在德国联邦议会的一间会议室里，我问关注教育的议员史蒂芬·考夫曼：“伴随着这些历史生活，你们不觉得太沉重了么？”

　　他转过头，问身后的一个实习生：“年轻人，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那个男孩金色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瘦高的骨架撑着一套亚麻色的方格西装。“1991年。”他回答。

　　“是的。”考夫曼回过身来，“柏林墙倒塌时，他还没有出生。纳粹就离得更远了。但这并不代表他就不需要学习以前的历史。我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负有责任，我们必须建立博物馆，让人看看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他顿了顿，接着说道：“或许，我们会做任何事，只为了阻止那些事再次发生。”

　　就在这个国家的政治心脏，那一切也被记录下来。联邦议会所在的德国国会大厦有着100多年历史。大厅的一堵墙由法国艺术家设计，写着从魏玛共和国至今所有当选议员的名字和时间。只有纳粹德国时期，墙上留下了一个惹眼的黑洞。“那是一段黑暗的历史。”向导说。

　　在距离国会大厦步行不到10分钟的地方，2009年建起了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群。在4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上，立着2711块长方体混凝土石碑，最高近5米，最矮不到半米。深灰色的石碑群立在那里，就像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棺木。

　　一个背着双肩书包的男孩双手一撑，毫不费劲地爬上一座石碑。他站起身来，在那个高度，很可能看见柏林更美的风景。但远处一个戴着厚厚眼镜片的高大老人几步就跑了过来。“对不起。”他朝石碑上的男孩挥了挥手，“你不可以站在那上面。”

　　碑群地下的信息中心入口总是排着长队，即使下雨时也不例外。在那里，可以听到全欧洲的犹太遇难者和失踪者的姓名和简历。把这一切全部听完，需要6年7个月又27天。

　　成队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到此参观。后来，19岁的柏林女孩拉什达告诉我，学校里从小学3年级就开始初步讲授这段历史。5年级以后，学生们会去参观各地的纪念碑和博物馆。10年级的寒假，她们还集体参观了奥斯维辛集中营。

　　那是冬天，集中营里正下着大雪。拉什达轻轻碰了碰犹太人曾睡过的床板，“我不能想象有人曾躺在这里，渴望自由，实在太毛骨悚然了。”

　　从联邦议会离开后，我给那个1991年出生的实习生弗洛莱恩发了封邮件，问了他与提给议员一样的问题。

　　“在学校里，我们能感受到希特勒和‘第三帝国’带来的压力。”这个热衷于政治的大学生在回信里写道。他发现，因为这样的社会压力，左翼或右翼的激进党派都无法在德国掌权，“想要建造未来，你必须了解过去！”

　　一切或许正如纪念碑群信息中心入口处写的那句话：“它发生过，因此就可能再次发生。这就是我们必须讲述这段历史的原因。”

　　我们并不认为自己有罪，但我们也不可能把那段历史忘掉，声称自己只是从零开始

　　为了见证绊脚石的安放，许多海外的犹太后裔回到了德国。在故乡和亲人的名字面前，这样的小仪式有时会令人流泪，但也并不全是悲伤。大部分大屠杀死难者没能留下遗骸，他们的尸体被草草烧掉、丢弃。“这虽然不是一个墓碑，但仍旧是一小块我们可以来纪念的地方。”曾有人对戴姆尼说。

　　有两位从南非回到德国的老姐妹，已经70多岁了。她们的父母死于奥斯维辛。如今，她们要求将自己的名字和父母一样，也做成绊脚石。那4块闪闪发亮的黄铜石，将在老房子前的人行道上永远地陪伴彼此。

　　1947年出生的戴姆尼回忆起，所有这些对历史的反思，并非从二战后就开始。甚至恰恰相反，战争结束后的10多年里，没有人谈论这些。历史教科书上，要么就是把这个话题全部忽略，要么就是集中在德国本国人承受的痛苦。

　　“许多教师本身就生长在纳粹的时代，对于他们来说，把这个话题在安静中跳过，轻而易举。”

　　“可后来我们出现了。”戴姆尼继续说，“我们就是1968年的一代。”

　　这代人出生在战后，在1968年前后成为大学生。那时，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父母与老师们的沉默，他们想要面对纳粹时代，反思包括大屠杀在内的罪恶过去。

　　两年后的冬天，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在华沙犹太人死难纪念碑前下跪，举世震惊。

　　后来出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就属于“1968年一代”，并且在成为总理后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他曾在公开讲话里这样说道：“我们要纪念那些被德国屠杀的600万犹太人；我们要纪念那些在德国人发动的战争里成为牺牲者的上百万的欧洲和苏联人；只有在这之后，我们才可以提到由于战争带来苦难但却无法说出来的我们德国人自己。”

　　直到今年夏天欧洲杯时，我才直观地感受到这样的反思给德国人带来了什么。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德国人对自己国旗的颜色感到很不自信。”罗伯特·博世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奥利佛·瑞克对我说。那是一次在柏林的聚餐，餐馆里的大屏幕在直播欧洲杯的比赛，邻桌的姑娘正兴奋地从手袋里取出一面国旗。

　　瑞克有个中文名字，叫纪韶融。他告诉我，在2006年之前，德国球迷不披国旗，不唱国歌，甚至很少使用德国国旗的红、黄、黑三色。“我们曾经狂热地追捧过这些，但谁都知道随后发生了什么，那就是纳粹德国。”但2006年却突然发生了变化。那一年，德国举办世界杯，来自全世界的球迷都挥舞着他们的国旗，“德国人也就拿出了国旗，并且发现，这并不令其他国家感到多么害怕。”

　　今年的欧洲杯上，德国与意大利踢半决赛时，在勃兰登堡门——联邦议会和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群之间——几十万球迷都披着国旗，或戴着红、黄、黑三色的饰物。

　　“不，我们现在并没有负罪感。”包括戴姆尼在内的不少德国人都这样说。他们已经是战后的第二代、第三代，没有谁的手上还在战争中沾过鲜血。

　　住在柏林的一个自由撰稿人告诉我：“我不认为自己有罪，我们这一代的大多数人也不这么认为。但我们不可能把那段历史忘掉，声称自己只是从零开始。我们只能牢牢地记住，以免罪恶再次发生。”

　　8月10日傍晚，我与戴姆尼约在汉堡的一家小餐馆吃饭。这之前的一整天他都在市里采购用来将绊脚石周围补好的灰砖和沙石。他要了两杯白葡萄酒，神情显得疲惫不堪。黄铜烛台举着一只白蜡烛，在摇晃的光里，可以看到他眼窝里几道深深的皱纹。

　　在他干掉最后一口酒前，我问：“绊脚石，有没有真的把路人绊倒过？”

　　“不，不，绊脚石只比地面高出两毫米。没有人真的因此摔跤。”戴姆尼大笑起来，“但它可以绊住人们，在这里。”他说着，用手指点了点自己的头。

　　第二天一早，他在伯恩斯托夫路159号铺设绊脚石。罗特曼兹一家人于1938年被遣送。那一年的11月9日至10日凌晨，纳粹党人化装成平民，袭击了德国的犹太市民，史称“水晶之夜”。数万犹太人随后被遣送到集中营，纳粹有组织的屠杀从那一天开始。

　　如今，女孩儿罗莎终于“回家”了。

　　在戴姆尼的工作结束后，小路重归于宁静。铺设过程中，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一直站在旁边。这时，他蹲了下来，手里攥着一张刚刚从深灰色西装口袋里拿出的纸巾。他轻轻地、打着圈儿擦拭着绊脚石，直到那上面的4个名字，灰尘消散，光亮重现。

　　记者 赵涵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