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汉斌忆彭真:常工作到清晨甚至通宵 爱看京戏

　　1949年北平解放后不久,王汉斌同志就调到彭真同志身边担任秘书,1954年调任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58年担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1979年彭真同志复出后,他被调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1980年任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1982年任中共中央委员。198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兼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1988年被选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1992年被选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93年继续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组副书记。他在彭真同志身边工作前后长达25年,亲历了彭真同志领导和参与的许多重要工作。在《彭真传》、《彭真年谱》出版暨彭真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访问了王汉斌同志。

　　初到彭真同志身边工作

　　记者:听说1948年底,彭真同志看到您起草的华北学联告全市人民书《欢迎解放军》后,认为文章写得好,在北平解放后您就被调到彭真同志身边工作,是这样的吗?

　　王汉斌:1948年底,我任北平地下党学委委员,大学委员会书记。解放军围城时,我起草了华北学联告全市人民书《欢迎解放军》的传单。1949年1月下旬,已经担任北平市委书记的彭真同志在海淀青龙桥看到这个传单后,说这篇文章写得好,问是谁写的?当时有人告诉他是王汉斌写的。

　　北平解放后,有次彭真同志对时任北京市长的聂荣臻同志说:解放军包围北平时,王汉斌写的《欢迎解放军》传单写得好。

　　北平解放后,1949年3月25日,在西苑机场举行欢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到北平的阅兵式后,刘仁同志把我带到位于东交民巷原德国大使馆的市委彭真同志办公室,对彭真同志说“人我给你带来了”,说要让我担任彭真同志的政治秘书。当时市委任命了四个政治秘书:张文松、崔月犁、王文和我。

　　1954年以前,彭真同志主要管北京市的工作。他对工作抓得很紧,市委的文件都是彭真同志亲自主持起草和反复修改的。我到彭真同志身边工作后,主要工作是给彭真同志做记录和整理报告。1954年以前市委的文件、报告,一般由郑天翔同志和我起草,再由邓拓同志修改后送彭真同志审阅。邓拓同志是彭真同志在晋察冀时期领导下工作的党内著名的笔杆子,很得彭真同志看重。邓拓到《人民日报》工作后还兼任市委研究室主任,市委的文件在上报中央前都要送他修改后再送彭真审定。郑天翔那时总跟我说:我们写出来还不行,得邓拓改了才行。

　　邓拓实在是党内少有的才子,精通诗词,书法、绘画,现在的干部很少有像他那么多才的。

　　记者:据说在彭真同志身边工作很紧张,需要克服哪些工作和生活的难题?

　　王汉斌:彭真同志对工作抓得很紧,不分日夜地苦干,而且要求很严,我常常受到严厉地批评。

　　由于工作很累,1956年我得了肺病吐血。1957年我病好后,彭真同志还要我担任他的秘书,我说我身体实在吃不消,担任不了,刘仁同志提出让张彭同志接替我担任彭真同志的秘书。

　　彭真同志为建设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呕心沥血

　　记者:解放初期,彭真同志对人民政权的建设和巩固很下功夫,作为亲历者,您能谈谈当时的见闻和体会吗?

　　王汉斌:解放初期,彭真同志很重视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研究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北京市在全国是最早召开市、区两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毛主席很重视,将市委报送中央的总结报告批转全国,北京对全国地方人民政权的建设创造了很好的经验。

　　1952年毛主席发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我们协助市委看市公安局报送市委审核的罪犯案卷,当时我们审定罪犯枪毙不枪毙的标准就是看有没有血债,有血债才能枪毙。解放初期北京有个反动会道门“一贯道”,群众叫它“一贯害人道”,当时在北京很猖獗。取缔“一贯道”的工作很成功,事先调查研究,掌握了组织,做好了准备,一夜之间就把所有坛主和中层骨干都抓起来或者予以管制。这项工作是彭真同志亲自主持、亲自组织的,效果很好,把“一贯道”彻底消灭了,以后北京再也没有“一贯道”的活动。彭真同志这种大事亲自负责的工作作风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1952年北京市清理“中层”(清理党政机关、企业、学校内部敌特及反革命残余分子)的工作搞得很好。1951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后,北京市根据中央的精神,将清理“中层”的重点放在机关、企业和学校。彭真同志在辅仁大学做了动员报告,强调要吸取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不搞“面对面”的揭发斗争,而采取“背靠背”的揭发和调查研究。

　　彭真同志在关键时刻努力跟上毛主席的部署,同时也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记者:1955年夏天以后,北京市改变了早期稳步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做法,在全国带头实现农业社的高级合作化。您认为彭真同志改变部署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

　　王汉斌:北京的农业合作化开头搞得很稳,发展一批,整顿一批,巩固一批；一边发展一边整顿巩固。彭真同志非常强调自愿原则,他到南苑跟农民讲,你愿意参加就参加,不愿意参加就退出来。可以跟合作社竞赛看谁打的粮食更多嘛。他在市委开会时强调,入社农户发展到农户总数的40%多已经不算慢了。当时少奇同志也强调要发展一批、整顿一批、巩固一批。正在这时,1955年夏,毛主席发表文章强调,要加快合作社的发展。彭真同志也跟着调整步骤,努力跟上毛主席的部署,京郊农村办起的初级社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全面实现合作化。

　　记者: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若干重大历史关头,彭真同志都在努力跟上毛主席的步调?

　　王汉斌:1957年反右时,我正在养病,没有参加市委召开的会议。在我看来,彭真同志对右派的判断从“思想性的问题”,上升到“思想性的政治问题”,也是努力跟上毛主席的步伐的。但是实事求是是彭真同志的一贯作风,在“反右扩大化”的阶段,彭真同志根据毛主席指示,把北大化学系教授傅鹰划为“中右”的标兵,说傅鹰是解放后因爱国从国外回来的教授,不能划为右派,作为不能划为右派的“中右”的标杆,就保护了一批知识分子。

　　彭真同志说:《前线》发刊词锋芒是针对“左”的

　　记者:1958年1月南宁会议时,毛主席让各省市创办理论刊物。彭真同志回来后就开始酝酿刊物的刊名,经过反复考虑,定名为《前线》。起草发刊词的过程是怎样的?彭真同志当时反“左”和反“右”哪一个成分更多一些?

　　王汉斌:《前线》酝酿创刊时,由张文松同志负责,不久邓拓同志从《人民日报》回到北京市委工作,担任《前线》主编。张彭、张文松、李琪、项淳一和我负责《前线》发刊词的起草和修改。我们是按照彭真同志口授的内容起草,包括文章的语气都是按他的口气写的。先后修改了三次,彭真同志都不满意。最后的稿子是他从头到尾亲自写的。

　　发刊词发表于1958年11月25日,正值武昌会议期间。当月初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就开始着手纠“左”。1962年彭真同志亲口跟我说,《前线》发刊词锋芒是针对“左”的。

　　1958年“大跃进”时,全国各地都放粮食高产“卫星”,北京没有放“卫星”。

　　1958年宣传“大跃进”,对北京也是有影响的。当时在天坛开农业高产誓师大会时,区县委书记现场报计划小麦产量多少多少,彭真同志提出“不要一二三,只要四五六”(即亩产四千斤、五千斤、六千斤)。刘仁同志当时在北戴河,就跟彭真打电话说这个指标完不成。彭真同志当晚就让市委办公厅打电话通知各区、县委说誓师大会上提的指标不算数,要重新提。彭真同志与刘仁同志工作配合得很好,他给毛主席说过,刘仁同志反映的情况是比较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