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汉斌忆彭真:常工作到清晨甚至通宵 爱看京戏(2)

　　彭真同志的个人风格

　　记者:彭真同志在个人风格上有哪些特点?

　　王汉斌:建国后,彭真同志一直随着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工作习惯,每天经常工作到清晨两三点钟甚至通宵。有闲暇也只是同家人打打麻将。彭真同志和毛主席也都喜欢看京戏。

　　彭真同志酷爱读书。抗战前,他关在国民党北平、天津的监狱时就研读马列著作,还有国民政府颁布的法律等书籍,“文革”期间关在秦城也坚持读马列,在狱中没有纸笔,他把米饭粒当浆糊,把牙粉袋撕开粘在书上在重要处划线的事迹早已传为佳话。建国后,每逢离京外出时,他总要带上爱读的书籍。彭真同志还喜欢看些杂七杂八的书。他常对我们说,你们有功夫多上街买些杂七杂八的书看。

　　与彭真同志“劫后重逢”时的喜悦

　　记者:1966年5月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对您和彭珮云同志及您的家庭带来怎样的灾难性影响?您当时有哪些不详的预感?彭真同志被打倒后,您受到怎样的心理冲击?

　　王汉斌: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到来之前,我完全没有料到会有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1966年5月25日,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人在康生的授意下,在北京大学食堂墙上贴出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宋硕为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部长,陆平为北大党委书记、彭珮云为北大党委副书记)还在运动中搞阴谋。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这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诬陷北京市委还在搞阴谋。

　　电台广播以后,彭珮云在北大遭到批斗,当晚哭着跑回家来。那时我们的大儿子也起来“造反”,把写着“抗拒从严、坦白从宽,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的大字报贴到床头。彭珮云哭着跟我说:我现在真是无地自容。我对彭珮云说:你逃避斗争不行,还得回北大接受群众批判斗争。第二天清早她就回北大了。从那以后直到1972年6年期间我们再没见面。这期间,她一直被关在北大,跟陆平等人在一起接受批判斗争。我在市委党校受批判斗争。1969年国内搞战备,要把我疏散到山西时,我向看管我们的军宣队提出:让我和彭珮云见一面后再走,他们说:你们罪行严重,不能见面。

　　1966年4月下旬彭真同志被打倒,市委召开市委全会,学习毛主席批送北京市委的揭发批判彭真同志的材料。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办。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万里同志说了一句:整人嘛!

　　那时我的小女儿从幼儿园出来,家里没人管了。我只好流着泪把她送到彭珮云妹妹那里,托她抚养。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我和彭珮云先后恢复工作。我任北京冶金机械厂革委会副主任,她在北京大学恢复工作了一段时间。

　　记者:1978年年底,彭真同志从陕西回来时,您去机场迎接他了吗?能回顾一下当时的情景吗?

　　王汉斌:当时刘仁同志的夫人甘英同志给我打电话说:彭真同志明天从陕西回来,你要不要去机场迎接?我说我没有车,机场我进不去。甘英说我来接你。这样第二天她就来接我,坐着她的车到了机场。彭真同志到来时,我们都挤到舷梯旁,我握着彭真同志的手,只说出一句话: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

　　那天去了很多同志,程子华同志(时任民政部部长)是最大的干部,在机场大厅,他讲话说:今天我们都是自己来的,不代表任何组织。

　　协助彭真同志调干部、制定法律

　　记者:1979年彭真同志复出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当时他就调你担任法制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您认为彭真同志重用您是出于何种考虑?

　　王汉斌:1979年3月彭真同志复出不久就担任新设立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他认为:我国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法制,要防止再发生“文革”那样的悲剧,就要健全法制。他要我到法制委员会工作。我说:我跟你工作十几年,我的水平跟你差得太远,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他说:你是客气还是真的这么想?我说:我实在不行,而且我对法律一点兴趣都没有,法律都是干巴巴的条文,我看都看不下去。他说:我认为你还是可以干。后来他打电话通知我去开会,我说人民大会堂我进不去,他就派车把我接到大会堂南院。开完会后,就让我留下来办公。武新宇同志(时任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说:你就跟彭真同志秘书在一起办公吧!

　　我是第一个调到法制委员会工作的干部,我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调干部,组建工作班子。当时管法律的是武新宇,他兼任法律室主任,刘复之任研究室主任,我当办公室主任。法制委员会的干部包括司机,都是我调来的,由我亲自谈话,由武新宇同志签字同意调。不久,武新宇找彭真同志,说他身体不行,要在全国人大开会前抓七部法律搞不出来。彭真同志对我说:你还得管法律!就这样,从1979年3月初到7月,我们夜以继日地研究、起草、修改、制订了刑法、刑事诉讼法、选举法、地方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7部法律,在不久后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记者:作为在彭真同志身边工作25年的老部下,您认为彭真同志在培养和使用干部方面有哪些特点?

　　王汉斌:彭真同志在干部问题上历来注意培养年轻干部。七部法律在几个月的时间内通过,是因为上世纪50年代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的法律室培养了几位法律方面的人才,如项淳一、顾昂然和高西江等同志,他们在那时就跟随彭真同志研究法律。市委宣传部原部长李琪同志那时在人大常委会担任法律室主任,也跟着彭真同志研究法律。

　　当时,在市委的领导干部中,宋硕(市委大学部部长)、宋汝芬(市委工业基建委主任)和我(市委副秘书长)三人算是比较年轻的。邓拓、张文松先后任市委研究室主任。

　　作风民主、襟怀坦白的彭真同志

　　记者:很多老领导、老同志都回忆说,彭真同志常说:我的话又算数,又不算数,我的话供你们参考。请您举一些亲身经历的事例。

　　王汉斌:彭真同志常说,我的话又算数又不算数,说对了就算数,不对的就不算数。他讲:开会就要听取意见,主要是听不同的意见。赞成的意见说不说都可以。他听取意见很耐心,你提意见时,他不插话,不打断。

　　他常说,干部要像毛主席说的要有“五不怕精神”(即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罢官、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我就对彭真同志说:更重要的是要创造不存在“五不怕”的环境。

　　记者:作为彭真同志最得力的部下,您如何看待他的人性光辉和卓越的政治品质?

　　王汉斌:彭真同志襟怀坦白,讲话办事不留尾巴。彭真同志早在延安时期就把毛主席推崇为党的领袖,尽管经历“文革”十年劫难,他在复出后的第一次参加中央的会议上,仍然发言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直到临终前仍念念不忘:中国革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坚持共产主义的大方向……这就是为理想和信念奋斗终生的彭真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