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发魔女"重返观众视野 轻松时尚路线遭质疑(2)

　　被遮蔽的女侠

　　虽然《新白发魔女传》的主创团队孜孜不倦地追求着时髦与现代，梁羽生小说原著中最为“时髦”与“现代”的一笔，却被他们“打扫”得一干二净。

　　“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梁羽生作品的一大创新，就是笔下人物的现代精神。《白发魔女传》中练霓裳就是这样的人。”武侠小说研究家周清霖说。为此，资深武侠迷杨帆还将练霓裳和《倚天屠龙记》中的殷素素做了一番比较：虽然她俩都有倾倒武林的容貌，都是为正派人士所不齿的魔女，甚至都曾伤害过心上人的师兄弟，但二人的最终抉择却完全不同。殷素素在深入骨髓的“三从四德”的观念下，最终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随夫而去；而练霓裳终究没有臣服于陈腐的道德观念，更没有为了爱情而放弃自由独立、敢爱敢恨的性格。“她身上这种让卓一航既激动又‘憎恶’的个性，正是导致他俩虽然心心相印却终究未能比翼双飞的重要原因，这也正是梁羽生赋予这个传奇女子的现代精神。”杨帆说。

　　然而，在由男人挑大梁的《新白发魔女传》中，练霓裳不仅没有了睥睨四方的气势，甚至还从拯救苍生的一代女侠，堕落成动辄哭哭啼啼、没人搭把手随时有可能垮掉的弱女子。虽然随着剧情的缓缓推进，她凌厉霸气的一面也有所加强，但最终结局，却是卓一航将练霓裳身上所有的毒和伤吸到自己身上，以“白发魔男”的代价挽回了爱人的一头青丝。这最后一笔，不仅彻底改变了卓一航懦弱沉重的性格，也让练霓裳在“英雄救美”、“男人大义担当”等传统观念的遮蔽下失去了她那现代精神的本色。

　　事实上，面对一波又一波武侠经典的开发者，被遮蔽的女侠练霓裳并不是唯一一个“躺着中枪的人”。“如今的影视作品存在一种趋势，那便是找一切机会来表现电视的技术杂耍和影像奇观。”资深武侠及影视研究专家陈默一针见血地批评说：“电视剧创作者对武侠人生处境的构想，并不是按照人的可能性的逻辑来构思，而是以趣味性作为单一的维度来展开，所以有时候它里面的人物会比较浅显。”

　　“武侠小说的主要功能还是消遣，但经典的武侠小说就像一个巨大的宝藏，它总能给不同的读者以不同的感受。你可以去看热闹的故事和精彩的武打，也可以去思索作者塑造人物的手法，或者是他对人生、社会和哲理的思考。”罗立群举例说，虽然他也喜欢看情节和武打，但从作品的武功描述里，他可以体会到一种社会的精神。“比如《笑傲江湖》里的两种剑法：风清扬说令狐冲练独孤九剑就比较适合，因为他本身性格比较潇洒，不太看重名利；而辟邪剑法则是从宫里传出来的，而且还创自太监，这说明它更适合人性残缺的人来练，所以，练这个剑一定要先自宫。这两种剑法其实代表了两种人生境界：如果真能放弃所有名利，你就去练独孤九剑，这样才能笑傲江湖；如果你什么都想要，那就去练辟邪剑法，它可能帮你获得很大成功，但却可能以你的人性受到伤害为代价。”

　　寻找新的江湖

　　陈默对《新白发魔女传》等作品紧跟时下消费趋向和市场取向的改编做法表示理解，但他同时认为，他们有些低估了观众的趣味，以及观众接受不同文化的多样性和可能性。“梁先生在小说中营造的那种古典悲剧，以及他对人的两难处境和内心冲突的揭示，其实有着不可忽略的戏剧力量。这种力量有它恒久的价值，只不过现代人活得过于快节奏，把这种价值忘了，或是不敢轻易地承担和探索这种价值。”

　　陈默批评说：“以为改编武侠小说只有一个药方，这其实是个错觉！作为一种想象、魔幻的艺术形式，武侠剧其实可以有更丰富的人文内涵，也能包含更深刻的人类生活隐喻。”他认为，李安的电影《卧虎藏龙》就代表了一种改编武侠小说的值得欣赏的方向：“它不是纯粹讲一个传奇故事，而是蕴含了李安对李慕白、玉娇龙两代人价值观冲突的隐喻，那便是中年人的坚持和焦虑，以及年轻人的反叛和冲动。这种两代人不同的价值观存在于世世代代的人之中。这种丰富的隐喻性，能够让观众与现实生活形成一种互相直射的关联，产生心理共鸣，从而丰富他们的社会文化精神。”

　　“我不想一味反对武侠剧对现代元素和流行类型的娱乐式拼贴。每个成年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小孩，大家需要娱乐和玩耍，需要吃完就撤的‘麦当劳’。但我们不能因为有了‘麦当劳’，就渐渐忘了人其实需要更丰富和更精致的饮食。”陈默举例道，“这就好比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它的音符看起来一直是那样，但每个指挥家和乐团的每一场演奏却又有着各自不同的个性。有人愿用古典的方式演奏，这可能更接近贝多芬的心灵；有人好以现在的方式演奏，这会更符合年轻观众的趣味。两者形成的张力或区间，其实正是音乐存在的理由。影视改编也一样。”

　　陈默还建议，电视剧制作者应以这种更为前瞻的视野来考察观众的收视趋向，“我们这个社会其实已经形成一种文化多元的格局，人们的需求是全方位的，要想全民皆X，已经成为并不现实的痴人说梦。武侠的世界别有洞天，大有乾坤。我期待更多的人去寻找新的江湖，这样没准能够点燃另一部分人的兴趣。”

　　这位有大陆金庸研究第一人美誉的学者最后说：“每一个创作者都是文化场域中的一个英雄或主角。有志向的创作者在亲近观众的同时也引领观众，甚至创造观众，这是所有艺术家的不二法门。应当有一些人勇敢地承担起这个重任，进而丰富中国娱乐文化的层次和维度。”

　　专家观点

　　“侠义道”的承袭与疏离

　　徐诗乔

　　和其他文学名著改编一样，武侠剧的改编也是影视编导运用特定的视听语言对原著进行的二度创作。这种再创作的起点应当是基于对原著精神意蕴的充分读解。对于武侠而言，无论现实还是文字，新武侠还是旧武侠，侠义精神始终是其内核。

　　毫无疑问，这个“义”字正是武侠剧的看点之一。武侠中的“义”可分为对朋友“肝胆相照”的“义”，对路人“舍身相助”的“义”，而“义”的更高境界却是“为群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的“义”，这后一种“义”，在梁羽生和金庸的作品中是被发扬光大了。

　　以往港台改编拍摄金庸剧，主要是在前两种“义”上做文章，对于民族大义则因缺乏逼真的历史环境再现，无法打动观众。而弘扬民族大义，正契合了内地主流媒体所致力于表现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金庸和梁羽生的作品成为内地改编者的最爱。

　　对于原著中的悲剧意蕴，内地版和港台版在处理方式及把握尺度上也不尽相同。相对而言，港台版会尽可能淡化处理，以保持娱乐性，而内地版则会在原著基础上进一步挖掘，使全剧充满浓重的悲剧色彩。比如《天龙八部》，为了突出乔峰的悲剧性，内地张纪中版不惜大量删减段誉和虚竹的戏，而对港台编导来说，段、虚二人或迂腐或木讷的个性，以及他们曲折离奇的遭遇，都是非常好的娱乐元素，会在原著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

　　新派武侠小说中的“义”、“武”、“情”是其内容上的三大支柱，武侠剧也是如此。武侠中的爱情都和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无关，其中的男男女女，爱得轰轰烈烈，大胆奔放，可以对世俗陈规和利益得失不管不顾。比如在金庸作品中，郭靖可以不做“金刀驸马”，而与“小妖女”厮守；杨过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要娶自己的“姑姑”，甚至明知小龙女失去贞操也不改初衷。这在封建礼教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另外，如今的武侠剧中存在着大量一厢情愿的失意爱情和三角、多角恋爱，由此形成的矛盾冲突和复杂的人物关系使得言情叙事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和更深的层次间展开。可以说，武侠剧中的爱情充满了现代精神，是现代爱情的古装版演绎，这也是当下收视驱动，抢夺年轻人市场的一个必然结果。于是，那些言情底子打得扎实，男女主人公识别度高的小说越来越受到青睐。《新白发魔女传》就是一例。

　　如今的武侠剧中“情”的分量在不断加重。比如把《神雕侠侣》改编成影视作品时，无论内地版还是港台版的编导都越来越注重突出一个“情”字。香港古天乐版和内地黄晓明版的开头惊人地相似，都是从元好问的《摸鱼儿》开始：“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是李莫愁平生最爱吟唱的)处理得很有诗意，以此定下了全剧的基调。在这两个新版本中，都不约而同地加强了对“情魔”李莫愁的形象塑造。李莫愁因情生恨，因恨入魔，为爱而生，为爱而狂，为爱而死。这个魔头血债累累，完全是个反侠义道的人物，却因为一个“情”字，使得编导青眼有加。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在今天，武侠剧中的言情元素不断由结构边缘向结构中心位移，进而具备了艺术本体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武侠剧中的人物既不要买房，也不要考虑吃饭问题，完全没有现实爱情婚姻生活中的羁绊和无奈。因此，他们的爱情也和那些打破人体力学的神奇武功一样，本质上都属于那个天马行空的成人童话中的呓语。

　　(作者为苏州电视台编导)

　　链接

　　武侠翻拍之最

　　影响最大的武侠翻拍之作《卧虎藏龙》：李安执导，改编自王度庐同名小说，2000年上映，迄今唯一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华语片，迄今全球票房最高的华语片。

　　最受认可的武侠翻拍之作《射雕英雄传》：改编自金庸同名小说，1983年翁美玲、黄日华版。

　　翻拍次数最多的武侠作品《楚留香传奇》：改编自古龙同名小说，至今已翻拍20多次。

　　最为网络化的武侠翻拍之作《天涯明月刀》：改编自古龙小说《天涯·明月·刀》，2012年钟汉良版。

　　最有故事的武侠翻拍剧组《白发魔女传》：改编自梁羽生同名小说，1980年鲍起静版，该片取景黄山拍摄时，巧遇邓小平探班，主演鲍起静和方平，因而成为唯一与邓小平合影过的香港演员。

　　翻拍作品中最受认可的男演员：胡军，2003年张纪中版《天龙八部》(金庸小说)中饰乔峰。

　　翻拍作品中最受认可的女演员：翁美玲，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金庸小说)中饰黄蓉；李若彤，2003年版《神雕侠侣》(金庸小说)中饰小龙女。

　　记者 韩亚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