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倒清王朝最有力的稻草:士绅与朝廷说“再见”

　　自从1644年清兵入关之后，汉人士绅的权力就遭到巨大的压制，在清王朝建立之后的200多年中，朝廷对于汉人士绅可谓是“态度复杂”，提防着、利用着、拉拢着、打击着……从来没有放心过。太平天国起事之后，地方士绅阶层的势力有所提高，他们办团练、自筹军费，为朝廷剿灭发捻立下汗马功劳，在朝廷危难之际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庚子之后，国势不振，士绅们的态度再次成为左右局势的决定性力量。

　　1908年8月，清廷在士绅们和立宪派的鼓噪声中，终于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以及《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和《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这三个文件可谓是中国宪法政治的路线图。朝廷宣布 “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也就是说，朝廷在此承认了 “法大于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法制基础的国家，朝廷的宣誓难能可贵。从规划和时间表来看，要办的这些事情基本都是大事情，对于一个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旧中国来说，其难度又是可想而知。

　　一方面是打心眼里不想放弃特权和利益专制者，一方面是受到200多年压制、深受西方政治思想影响、深感不立宪不能救中国的士绅联盟。这场博弈，决定着中国的命运，虽不流一滴血，却足够惊心动魄。

　　立宪派：打开中国宪政之门

　　早在1906年，清廷刚开始“预备立宪”的时候，就有人提出速开国会。1906年冬，杨度就在《中国新报叙》中提出：“立宪之事不可依赖政府，而唯恃吾民自任之。”

　　上一年的1905年，清廷预备立宪，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因随员熊希龄、杨笃生是杨度的朋友，熊希龄牵线，杨度捉刀代写考察报告书——《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1908年，清廷下诏“仿行宪政”，张之洞、袁世凯以“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联合奏保，促杨度赴京。杨为权贵大臣讲授宪法，后任宪政编查馆参议，成为袁世凯的心腹幕僚。

　　1907年之后，各地请愿之声日盛，1908年8月，清廷查禁政闻社，企图杀一儆百。但请愿之势不可挡。在此情势下，清廷一些封疆大吏、驻外使臣如陈夔龙、端方、孙宝琦等也先后上奏朝廷，要求速开国会，或者速定开国会的期限。这一切努力终于打动了清政府，朝廷于1908年9月，终于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等宪法性文件，中国的宪政之门终于被打开了！

　　士绅联盟要求速开国会

　　按照1908年的筹备立宪路线图，清廷要进行九年的预备工作后方能召开国会，颁布宪法。但是，一旦民众的力量被发动起来，其进程和结果便不是改革的设计者所能控制和预料的了。诚然，清廷在1909年和1910年设立了咨议局和资政院，但立宪派认为咨议局受制于督抚，而资政院为非驴非马之议会，因而大都希望能在两三年内便召开国会。1910年资政院在讨论“速开国会案”时，议员们全体赞成并起身欢呼，足以见其心情之迫切。

　　从1907年秋天起，各地立宪派便纷纷上书清廷，要求速开国会。而在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第一次开会时，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通电各省咨议局，建议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

　　张謇兴办实业、教育，在江苏获得了巨大的声望。1909年，他顺理成章地被推为江苏咨议局议长，俨然成为了士绅联盟的领袖人物。

　　经过一个多月的多方联络，各省代表于12月18日陆续抵达上海，开会商议请愿速开国会之事。1910年1月，各省请愿代表团到北京后，向都察院呈递了由直隶咨议局议员孙洪伊领衔的“速开国会”请愿书，“期以一年之内召开国会，则天下幸甚！”

　　都察院的大人们对此类干涉朝政的帖子向来十分反感，因而没有为他们代奏。代表们失望之余，便开始遍谒朝臣，寻求支持。他们首先去求见的是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和其他军机大臣，奕劻一向圆滑，他对请愿代表说：“我亦国民一分子，自必帮忙”，亲贵大臣那桐也表示赞成。在经过他们的争取后，鹿传霖和戴鸿慈也表示理解。但在访问一些皇族亲贵的时候，肃亲王善耆、贝子溥伦和镇国公载泽则避而不见，而贝勒载涛和毓朗则表示将“竭力相助”，总算是让代表们感到些许安慰。

　　与此同时，各省督抚也纷纷致电清廷，请求“俯从舆论，速开国会”。随后，御史江春霖(也是资政院议员)特意上折“奏请缩短国会年限”。不仅如此，连旗民也加入请愿队伍，他们“公推代表，赴都察院呈请代奏速开国会”。在这种情况下，都察院只好将这些请愿书一同上奏。

　　不过，令代表们失望的是，1月30日清廷发布上谕对请愿速开国会之事作了答复。上谕中虽然对代表们的爱国热忱“深表嘉悦”，而且保证“宪政必立，议院必开，所慎筹者，缓急先后之序耳”，但还是以“国家幅员辽阔，国民智识不一，邃开议院，反致纷扰不安”为借口，拒绝了代表们的请愿要求。

　　对于这个结果，各省请愿代表们并不感到吃惊。试想如果请愿一次就能成功，那就不叫中国的朝廷了。于是，张謇与代表们经过商议后，决定再次发动请愿，而且要扩大请愿代表的范围，并广泛征集请愿签名，以壮声势。同时，请愿代表们还制定了章程并成立了“国会请愿同志会”，北京设立总部，各省各埠设立支部，俨然已有政党之雏形。

　　“请愿召开国会”成当时热门话题

　　1910年6月初，经过“国会请愿同志会”的努力，各省代表们再度进京，发动第二次请愿。这次请愿代表扩大到150人，除了各省咨议局议员外，还包括了各省商会、学会及华侨代表等。而且，令人鼓舞的是，这次请愿还征集到30万人的签名，其规模远远超过第一次。

　　6月16日，进京请愿代表再次来到都察院，呈递了十份请愿书。虽然十份请愿书侧重各有不同，但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速开国会才是弭乱救亡之策”。请愿代表们还警告说，如果不速开国会，“汉唐元明末造之祸，必将复见于今日”。

　　这次都察院没有为难，而是立刻代奏朝廷。请愿书上去后，朝中大臣开始分化，有人力主“严旨震吓”，以免代表们“哓哓不休”；有人则认为“民心不可失，民怨不可积，须婉言对付，免生枝节”。据说摄政王载沣看到请求立宪的签名者已经有三十万之多时，也曾忍不住拍案大呼：“人民请愿如此之多，倘再不准，未免大失民心！”

　　但是，朝廷亲贵和中央大员们讨论后，觉得还是不能轻易服软，万一这先例一开，以后这些老百姓都群起效尤，朝廷的威严何在？岂不是留下极大的麻烦？于是，这次朝廷发布的上谕口气更加严厉，“毋得再行渎请！”

　　第二次大请愿失败后，代表仍未气馁，他们通电各省：“务必再作第三次请愿之举，矢以百折不挠之心，持以万夫莫拔之力，三续，四续，乃至十续，或可有望成功。”于是，他们便展开了规模更大的第三次国会请愿活动。

　　“国会请愿同志会”经过讨论形成三个决定：一是请愿代表范围继续扩大：正式请愿时，各府、厅、州、县都派代表一至二人到京，近省至少100人以上，远省至少50人以上；二是分发签名册，并约定各省征集至少上百万的签名；三是交叉请愿：代表团向资政院请愿，各省咨议局及各团体同时向资政院请愿，各省咨议局及各团体再向各省督抚请愿。

　　1910年7月1日，留日学生千余人在东京锦辉馆举行集会，声援请愿代表团，并表示要积极参加第三次国民大请愿，由此可见，即使在革命党势力占优的留日学生中，支持立宪的也为数不少。随后，南洋、美洲和日本等地的华侨也纷纷致电支持请愿活动，并相继派出代表到北京以示支持。当时的各大报纸、杂志也大造舆论，大力鼓吹速开国会的好处。一时间，“请愿召开国会”成为当时最热门的话题，全国各地也都形成了一股请愿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