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长子回忆：父亲如何成为“独眼战神”

　　本文摘自《往事亲历》，郭战平 赵曦 著，凤凰出版社，2009年5月

　　刘太行：将校学堂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革命党人在川中办的第一所军校，所以很受关注。当时将校学堂的第一批学生共有400多人，我爸爸被分在第二大队的一排一班。这时，他已经换上了黄绿色竖领紧身的崭新军服，头发也理成了小平头，完全是一副英武、威严的军人模样了。

　　我父亲比较喜欢读古今中外的军事书籍，诸如孙子、吴起、刘伯温等人的兵法，后来听他说当时他能出口成章。

　　毕业以后，他被分配到熊克武的部队当见习生，当时熊克武为蜀军第一师师长。很快他就作为排长参加了讨袁战争。有一仗打得很残酷，整个阵地弹片横飞，硝烟弥漫，几次进攻都没有奏效。最后我爸爸挥着一把大刀，高声喊杀，再次发起冲锋。士兵们勇气大增，蜂拥而上，终于夺下了敌方的阵地，因此他被火线升为连长。

　　后来我爸爸又参加了护国、护法和讨袁战争，他转战巴山蜀水之间，打了不少胜仗，立下屡屡战功，他的军事才华和无畏的气概不断地显示出来，为此他也付出了代价，好几次险些丧命，一只眼睛也打瞎了，所以在四川军界，就有了“刘瞎子”“独眼龙将军”的称号。

　　记者：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有一段关于朱德回顾自己和您父亲参加革命的话，说：“人们走着不同的道路。有的人做了军阀而不思悔改；有的人随军阀入泥潭，但最终找到了新的革命道路；也有人看到了新的道路，却因为过去中毒太深而不能自拔。许多国民党军人变成了新军阀。而刘伯承和我则找到并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到最后参加共产党以前，在川军中，刘帅历任团长、前敌指挥官，是颇负盛名的川中名将。在国民革命军中，他官至暂编十五军军长，在旧军队是有权有利有名的高级军官，那为什么1926年又加入了共产党呢？

　　刘太行：有一天，我爸爸在路上走，忽然听到一个老人吓唬正在哭的孩子说：“你再哭！‘刘瞎子’把你抓走！”那孩子一下就不哭了。我爸爸心里很不是滋味，“刘瞎子”的威名居然被用来作为恐吓孩子的工具！这件小事，让他很不安。我爸爸常说，他很不愿意陷入一些混乱的厮杀。他常常叹息，双方交兵毕竟是不得已而为之。特别是当他回忆起那些被双方践踏的庄稼、受伤的老百姓心里就更难受。

　　1923年，我爸爸率部与北洋军阀队伍激战。正当他迫近敌阵察看地形的时候，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了右腿的动脉大血管，腿肿得老粗，失血过多，后来昏迷不醒，于是就被送到成都就医，然后休养一段。这时候他认识了吴玉章。吴玉章又介绍他认识了杨闇公。他们几乎每天都要见面，评论当前的时局，议论中国的前途，探讨救国的方略。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人生，从外交到军事，一直到社会主义。我爸爸的思想发生根本变化，开始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当然在政治方向的选择上，我爸爸是非常谨慎认真的，他陆续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仔细进行研究，深入思索中国革命和今后自己所要走的道路。他说：“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因为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把握，正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在经过二三年时间的学习、考察和深入思索之后，1926年5月，经杨闇公、吴玉章的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揣着银圆上“梁山”

　　“爸爸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家庭状况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当时他把这些家产全部甩掉了……何长工在谈起我爸爸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时，曾经很风趣地说：‘刘帅参加共产党是不容易的呀，他是口袋里揣着银圆上山的。’”

　　他大吃一惊，跟我爸爸说，我没有亏待你，把你埋在山上了啊。爸爸就跟他说，哪里的事，我根本没有死。

　　记者：据说后来给您父亲治疗眼伤的是一位德国的医生，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动了手术，这位医生感动得不得了，称您的父亲为军神？

　　刘太行：当时我父亲的眼睛打瞎了，袁世凯的政府还到处抓他，所以他就到处逃跑。因为伤口的肉开始腐烂，眼看就没办法了。他的一个副官找了一个箩筐，把他从涪陵抬到了重庆。后来就找了“宽仁医院”(现重庆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这个医院是德国人开办的，请了一个比较好的医生——一个德国医生给他治眼睛。

　　动手术时他就问医生：“打麻药对我的脑子有没有影响？”

　　医生说：“当然有影响的。”

　　他就说：“那我动手术不用打麻药了。”

　　当时，小医院的设备比较简陋。为了保护脑子，刘伯承拒绝使用麻醉药。当时，医生一刀一刀修割新长出的腐肉，每割一刀都疼痛钻心，令人难以忍受。但我爸爸一直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手术前后做了三个多小时，他面不改色。等包扎完毕，医生见他扶着的椅柄上浸满了汗水，就问他很疼吧？我爸爸说：“这算不了什么，才割了74刀嘛，小意思！”

　　医生惊异地问道：“你怎么知道的？”他就说：“你每拉一刀，我就暗记一数。错不了，错不了。”

　　他总觉得自己就靠脑子，如果对脑子不好就绝对不干，所以他开刀不用麻药这一点，我相信。后来医生翘起大拇指说：“了不起，了不起，你才是真正的中国好汉，你真是军神，军神！”

　　记者：可是后来您父亲两只眼睛都失明了，具体的病因又是什么呢？

　　刘太行：说老实话，我父亲的眼睛瞎掉就是看书看多了。

　　大概1965年的时候，他到中苏边境视察，每天都看书，我和妈妈都劝他，他还是看，后来视力就突然下降。他还患有青光眼，但是东北的两个医生误诊，说是年纪大了视力应该下降。他青光眼发作的时候就吐，吐得特别厉害。后来回到北京，到了北京医院动手术，医生讲动手术非瞎不可。大概动完手术还稍微能看到一点，不到一年时间就完全看不见了，只剩下光感了，哪儿亮他知道，但是什么也看不见。从那以后眼睛就瞎了。

　　记者：对于一个军事家、指挥家来说，双目失明是非常残酷的。那时候您父亲已经73岁了，刘帅双目失明以后，精神状态怎么样？

　　刘太行：直到眼睛看不见了，他还经常跟我们说，将来打起仗来我可以当个参谋——为了这个还跟医生谈了很多次。我们觉得他已经70多岁快要80岁的人了，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还跟医生讲，你把我眼睛治好给我放大镜，有放大镜再拿着地图我就可以给主席或者给总部当个参谋。

　　刘伯承的“敌进我进”

　　1937年9月6日，雨丝轻轻敲打着人们的脸颊，在陕西省三原县石桥镇，刘伯承师长站在检阅台上高声宣布：“今天是我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宣告诞生的日子。”上万个声音随着一个声音宣誓：“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誓不回家！”气壮山河的声浪久久回荡在黄土高原的长空。

　　不久，刘伯承亲自率领一二九师指挥所和七六九团组成的先遣队，浩浩荡荡，东渡黄河，向晋东南抗日前线进发，开始了创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新时期。

　　记者：1942年麦收季节，日军突然对太行山发动规模空前的五月“大扫荡”，在艰苦的转移突围中，八路军总部机关遭到重创，左权副总参谋长牺牲。6月上旬，日军又发起对太行山南部的重点攻势，矛头直指一二九师师部。但是经过四昼夜艰苦奋战，您父亲率领第一二九师却胜利突出日军合围。冈村宁茨说，此次“扫荡”唯有一个“刘伯承集团”没有受损，日后定当多加注意。

　　刘太行：当时对一二九师的突围他就有三个设想：一个上策，一个中策，一个下策。

　　作为他来讲，当然希望是上策。所谓“上策”，是指当日军围过来的时候，我们的主力兵团和机关一起，想方设法从敌人包围的缝隙中，尤其是从部队和部队结合的空地中穿出去，然后绕到日本鬼子后面打，这是上策。

　　中策就是在日本鬼子包围的过程中，没有找到空隙，但是自己要制造条件，插开空子，然后钻出去。典型的就是经常用小部队去袭击日本鬼子，抓住日本鬼子想消灭共产党的心情，日本鬼子一“围剿”，就出了空子，在这种情况下突围就是中策。

　　下策呢，就是死命抵抗，换句话说就是“敌进我退”，到最后没地方退了，周围就全都是敌人，这是下策。他在指挥整个反五月“大扫荡”的时候，这个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是准备得较早，在发现敌人进攻的时候就开始准备，等敌人到了的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很早就离开了原有的师部，日本鬼子还以为师部还在那儿呢，“围剿”当然扑了空。

　　日本鬼子对一二九师真正的“扫荡”是从6月9号开始的，但是他从5月21号、22号就开始行动。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对将来被“围剿”所遇到的结果进行了预计，实际上讲了三个结果，但是仍然要向着第一个结果努力。当时日本鬼子有一万五，但是爸爸只有两千来人，其中还有七百多参谋人员。他自己带了一个小部队在前面探路侦查，比较大的部队留在后头。但是拉的距离稍微大了一点，再加上当时指挥大概也不太灵便，结果本来应该按时走的梯队晚了20分钟。晚了20分钟就走丢了。

　　当时我爸爸他们的部队马上就可以出去了，但是他就是不走，人家劝了他三四个钟头，他还是不走。他说这么多人，都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把他们丢了，我怎么向党交代啊！后来找到了后面的部队，才都冲出了口子。

　　记者：在反“扫荡”过程中，刘帅提出了“利害变换线”的理论，可以说是抗日战争中非常重要的精华理论，就是对于交战双方利害两种对立因素互相转换的分析，您能说说当时是怎么提出这个理论的吗？

　　刘太行：爸爸讲了一个 “利害变换线”。敌人将要围你的时候，就有这样一条线。因为敌人的“围剿”不是围得很死，它总是各个部队向中心围集。“围剿”，一开始是很疏散的，而包围圈越来越小也就变得越来越密集了。但是再密集也总是有缝隙的。如果你侦查工作做得好，行动迅速，你完全可以找到这个缝隙钻出去。因为战争的情况千变万化，总是有各种情况在变化，跟不上变化就会上当，所以就得应变。这些理论都是爸爸亲自考察实践作出的判断。

　　我记得当时有个上将，叫李聚奎，他讲有一次在前线，他们离日本鬼子很近，都看见日本鬼子的胡子碴了，我爸爸还在那儿看。当时李聚奎是个副旅长，就从山上把他拉下来，我爸爸还讲，把我拉得摔倒了。他很勇于实践，经常到第一线去，所以才能掌握这么多的敌情。

　　记者：您父亲是众所周知的常胜将军，在一般人眼中，大家都认为他是军事天才，关于他的制胜谋略、克敌妙法，我觉得与他对战争理论的研究和博览群书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抗战时期，您父亲提出了一系列战争理论，有效地打击了敌人。据说他曾在那一阶段翻译过军事专著，还阅读了大量军事理论书籍。

　　刘太行：其实我爸爸早在抗日出征前夕，就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述道：“我想看的书：《国际七次大会报告及决议》《社会科学》《辩证法》《经济学大纲》等。”父亲一向主张打仗要用脑子，他说：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比赛，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全部力量的决斗。不仅斗力，更主要的是斗智。

　　他注重对部队进行军事理论的培养。在辽县时，在一间半窑洞式的房子里，我爸爸经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聚精会神地伏案疾书，常常是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在短短的10个月当中，他撰写和翻译出一系列关于游击战的最新论著和译作，大概有近10本。

　　记者：在抗日战争初期，您父亲有关“敌进我进”的理论就是这时候提出来的吧？

　　刘太行：爸爸是非常勤奋的人。在战争中那么忙碌的情况下，除了每天打仗转移，他从来不忘学习，不忘研究日本帝国主义打仗的形势、地形和气候，在这方面他是下了很大工夫的。实际上，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写了大量这方面的文章。正因为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当时的敌情、气候和各种情况研究得比较透彻，所以在1940年的七八月份，在黎城召开的高干会议上，提出了“敌进我进”的问题。在当时，这种提法与井冈山毛主席提出的“敌进我退”是相反的，但是父亲经过论证认为有道理。因为日本人打仗和国民党完全不一样，国民党打红军，红军当然要跑，日本鬼子战术完全变了，他们围，把八路军包围起来步步紧逼，像用梳子篦，在这种情况下再讲敌进我退，根本就无法生存。

　　后来到延安去了，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跟他说，你这个“敌进我进”提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