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潭秋定位自身革命角色：临危受命 收拾残局(2)

　　《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三种版本译稿比较

　　陈潭秋的《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以下简称“翻译手稿”)，不仅最早指出出席中共一大的有13名代表(包惠僧是正式代表)，而且最早提出会议是在7月下旬召开的。因为历史原因，在中共一大的文献未能在国内保存下来的情况下，长期以来，陈潭秋的这篇文献被党史研究专家和广大学者、作家作为重要的权威史料参考、引用、摘录，影响非常广泛。但笔者经过比较发现，不同版本的公开发行的党史出版物中所收陈潭秋的这篇文章，其标题、内容却有多处不同，一些党史问题的说法也不尽一致，有的经过译者或编辑的修改、删节，情况非常严重，有的甚至出现了根本性的错误。笔者在一位民间收藏家手中新发现的这份“翻译手稿”，不仅文字更接近1936年《共产国际》发表的原文，而且内容表述也真实可靠，十分珍贵。

　　下面，笔者将三种不同标题和译文版本的史料与新发现的“翻译手稿”进行比较。

　　第一种：标题为《回忆党的一大》

　　此版本见《一大回忆录》第7～11页，署名“本社编”，知识出版社1980年6月第1版，小32开。选摘自《百科知识》1979年第2期。在同期《百科知识》上，发表了两篇有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文章和一篇建党史料，分别是陈潭秋的《回忆党的一大》、包惠僧的《党的一大前后》和胡华、萧效钦的《中国共产党建党史料》。这三篇文章在《百科知识》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随后该社又收集了中共一大出席者发表的回忆文章或谈话共11篇，出版了《一大回忆录》一书。其中包括：毛泽东的《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摘自《西行漫记》)、董必武的《与尼姆·威尔斯的谈话》(摘自《续西行漫记》)、李达的《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根据1955年访问李达的记录整理)、刘仁静的《一大琐忆》(1979年12月21日)、张国焘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摘自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周佛海的《扶桑笈影溯当年》(摘自周佛海《往矣集》)、陈公博的《我与共产党》(摘自陈公博《寒风集》)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赴华回忆》和《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等。

　　经比较，该书收入的陈潭秋回忆中共一大的文献版本，除标题与笔者新发现的“翻译手稿”不同及翻译语言中个别说法和用词不同外，编辑内容基本相同，尤其是后面大部分的删节内容与“翻译手稿”中删除的内容高度一致。从该版本发表于《百科知识》1979年第2期的时间来看，这是陈潭秋关于一大的回忆在国内最早公开发表的版本。

　　鉴于《共产国际》亦有中文版，2010年1月5日，笔者专门请教了《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的作者、著名党史专家邵维正。他告诉笔者，他本人亦没有看到刊登陈潭秋《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回忆》的1936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但记得当时陈潭秋的这篇文献是由几个懂俄文的青年人从俄文翻译过来的。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一大回忆录》也正是他当年编辑的。对于笔者发现的这份“翻译手稿”的情况及其他版本内容上的异同，他说，因为年代久远，很难回忆清楚了。

　　第二种：标题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

　　此版本见《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第285～29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32开。该书收入的陈潭秋回忆中共一大的文献版本，在翻译语言、语气和有关党史问题的说法上，均与“翻译手稿”有较大出入，可以完全断定译者不是同一人。如：该版本的第一句是：“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而“翻译手稿”中的记述为：“一九二一年七月的下半月，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女子学校，突然来到了九个客人。”关于“九个客人”到上海的目的，该版本译为：“这些人原来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为了正式组织共产党，约定到上海来开会的。”“翻译手稿”中则是这样表述的：“这到来的许多人，是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各地的代表。他们到上海来的目的，是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还有，“翻译手稿”中说：“李汉俊在四次党的大会上被开除党籍，因他拥护右派机会主义的观点，并与北洋军阀有联系往来，在武汉政府叛变后，即被安徽军阀枪毙。”而该版本则说李汉俊是“以‘共匪’罪名死于桂系军阀枪弹之下”。此外，包惠僧(鲍怀琛)的姓名、关于与会代表的介绍、会议经过以及对一些建党问题的争论，在翻译上也有许多较大的出入和不同。该版本公开发表晚于第一种版本近一年时间，但收入图书出版的时间却十分接近，同在1980年，只是此种版本是在8月，上一种版本是在6月。而此种版本中的文字翻译和一些党史问题的说法在政治上虽然成熟一些，但似乎有编辑修订和加工成分。

　　第三种：标题为《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此版本见《从一大到十七大》第35～39页，李颖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小16开。该版本标题与“翻译手稿”的编辑删节版一模一样，除了文中有个别文字不同外，后面删除的文字段落也全部恢复。但该书编者在编选校注中出现两处差错：一是在文中“广东的代表为鲍怀琛”之后，编者在括号内错误地添加了“此处应为陈公博”的注释，而且下文中竟然又出现了“广东第二个代表为陈公博”。“翻译手稿”的表述为：“广东的代表为鲍怀琛，后变为叛徒，向国民党投降了”，“广东第二个代表为陈公博”，十分清楚，这是符合党史事实的。二是编者在该版本倒数第三段中出现了重大差错，即：“共产党内部思想上的斗争助长了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还在第一次大会上即进行了党内正确的斗争，反对了布什维克及超左的倾向”，而“翻译手稿”中的表述为：“共产党内部思想上的斗争助长了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还在第一次大会上即进行了党内正确的斗争，反对了孟什维克超左的倾向。”该版本中的“反对了布什维克及超左的倾向”与“翻译手稿”中的“反对了孟什维克超左的倾向”，虽然仅两字之差，但其所代表的意义则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另外，此书在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还曾以《从一大到十六大》书名出版过。

　　此外，由张静如主编，梁淑样、刘道慧撰稿的《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卷出版公司2008年5月第1版)一书，也收入了陈潭秋的这篇文章，标题则改为《陈潭秋对中共一大的回忆》，其所收录部分与“翻译手稿”基本相同，但因为内容大量删节，无法看清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