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报：中国和平崛起再也绕不过军事挑战 要敢亮剑(2)

　　2、人民与国家结成牢不可破的命运共同体，是国民尚武、将士用命、民族重振勇士雄风的最深厚精神源泉

　　1975年12月，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了大量记载秦律的竹简。通过秦律，后人看到这样一个历史真实：一个国家，国民的尚武精神、军人的战斗精神，从来不是无源之水。

　　在战国时代，秦国能以区区500万人横扫拥有6000万之众的诸侯列国，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一方面以法家兼容百家思想，倡行一种顺应时代潮流、以自强不息为指向的“事功—尚武”精神。另一方面，通过商鞅变法废除世袭贵族特权，普遍推行奖励耕战的军功爵制：“以劳(功)论及赐”“赏爵”“益田”“益宅”；战死者赏“论其后”，把爵位赏给死者后人；临阵逃亡者罚“以为隶臣”……秦简生动再现了前线立功士卒关切家乡依法授爵行田宅的迫切心情，使后人触摸到秦人遇有战事“父遗其子，兄遗其弟……皆曰：‘不得，无返’，是以三军之众，从令如流，死而不旋踵”的历史脉动，感受到秦国强国、创霸、帝天下的战略目标与人民大众向上层流动的梦想相结合，铸就了秦国凌厉兵锋所向披靡的历史奥秘。

　　历史表明，那种朝气蓬勃、富于进取的富国强兵精神，那种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尚武、战斗精神，不仅来源于文化的感召，更建基于清明的政治、合理的制度安排，使人民从内在心灵到外在行动，与整个国家、民族结成牢不可破的命运共同体。

　　反之，当人民的权益与朝廷统治发生断裂或冲突的时候，整个社会就会萎靡不振，陷入精神衰败。偌大的中国就会出现一种政治性、体制性涣散，凝聚力消散，变成一盘散沙。这时，不管统治者怎样提倡，也无法遏止国民尚武精神、国防意识的衰落，那种徒具其表的报国宣誓，也只能落在少数仁人君子身上。后者在历史上，既是民族的勇士和英雄，又背负着维护王朝旧制的沉重包袱，始终无法逃脱孤独而矛盾的悲剧性历史命运。以至于，志士仁人“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忠魂颂，总是以商鞅变法横遭车裂、岳飞精忠报国而死于国、文天祥高歌正气却忧愤过零丁洋、袁崇焕热血卫国反遭食肉寝皮、林则徐禁烟御侮终被贬黜的奇异方式终场。它拖着长长的血泊延续于整个传统中国……

　　当年，钓鱼城“独钓中原”，作为历史上那个柔弱王朝的最后雄起，既留下了一座城堡的骄傲，也宣示了帝制时代一个政权和民族的悲哀。当得知钓鱼城陷落的消息，身陷大都监狱的文天祥，借杜甫诗悼曰：“气敌万人将，独在天一隅。向使国不亡，功业竟何如。”这是多么彻骨的孤独、遗憾、悲凉与无奈啊！

　　特别是，帝制中国制造“一人为刚万夫柔”的社会局面，把崇文抑武推向顶峰，使先秦“好兵”传统销蚀殆尽，更成为近代中外军事传统分流，导致中国日益积弱、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

　　近代中国横遭日本欺凌。当大清学者以“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自嘲时，却惊异地发现，来自日本的读书人居然多身佩刀剑，信奉“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矣”。中国读书人震惊之余，也许不曾意识到，这恰恰是几千年前弥漫于华夏大地、体现在孔子、屈原等“士”人身上的文人武士精神！

　　正是有鉴于此，当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于1904年写了《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呼唤国人重振尚武、武士精神，奋起拯救中华。

　　伟大的民族，是那陷于历史最低潮、甚至面临灭亡，却总能在风雨飘摇、血泊矢雨中，依靠自身力量重新站起来的民族。

　　1927年，朱德在南昌起义那天，就清清楚楚地意识到，这里诞生的，必将是一支改变民族命运的新型军队。因而，他在自用毛瑟手枪上庄重地刻上“南昌暴动纪念”的文字。

　　朱德何以如此自信？他的自信来源于共产党人、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个宗旨，蕴含着全新的民族理想、意志信念和精神道德：发动土地革命，把人民对自身利益、美好家园的眷顾，与祖国和民族大义有机结合，使人民的“家”与民族的“国”真正结成一体，复活传统中富于解放精神的优秀文化因子，以此改铸国魂与军魂，重铸民族凝聚力的内在精神基础，并使之升华为义无反顾投身于国家独立解放的伟大战斗和牺牲精神。

　　正因如此，这支人民的队伍，历经风雨，走过逆境，挺过失败，不止一次从血海中浴火重生，锻造成为中华民族救亡、独立、自强而奋斗前驱、所向披靡的真正勇士，一直走到共和国的今天。

　　正因如此，刚刚迈入新中国的人民，充溢着翻身解放做主人的豪迈，以保卫自己“胜利果实”的历史主动性和“保家卫国”的爱国热忱，支撑人民子弟兵跨过鸭绿江，向二战以后几乎世界无敌的头号军事强国亮剑。

　　正因如此，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历经战乱获得自由民主等“解放权益”的中国人民，忧患意识、国防观念非常强烈，尚武拥军氛围十分浓厚。那时，全民族都支持国防建设，积极助力军队建设；全民族都尊重军人，热心为军队解决实际问题；所有适龄青年都踊跃参军，一人当兵，全家光荣；最有才华的人都志愿入伍，军人的社会地位最高，最令人羡慕、最受人敬仰、最值得信赖……

　　毫无疑问，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优秀精神品质。问题是，中国何以倡导人民继承弘扬这些精神品质？答案不仅在于这些精神品质本身，更在于人民与国家、与执政者的关系如何。从战国“军功爵制”到人民军队“保家卫国”，历史昭示后人：人民与国家结成牢不可破的命运共同体，是国民尚武、将士用命、民族重振勇士雄风的最深厚精神源泉。这决不是“权益交换”，而是现代爱国主义、民族尚武精神植入全民族催生出的“自愿献身祖国”的伟大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