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领域改革突破：大部制提高效率 国企分红倒逼改革(2)

　　政企分开当向纵深推进

　　对话人物

　　彭建武 西北工业大学焊接专业学士学位，湖南大学EMBA，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中航工业南方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在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从农村吹起时，政企分开就被提出，并被认为是国企改革的关键与核心。三十多年后，政企分开依然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讨论的焦点。虽然政企分开取得了不少进展，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针对政企分开问题，半月谈记者对话全国人大代表、中航工业南方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建武、广东省社科院国有资产监管研究中心主任梁军和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

　　半月谈记者：政企分开是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彭建武：在我看来，国企改革的关键不在哪种资本占主导地位，而在于能否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但要政企分开，还要政资分开，即实行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政府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能分开，让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

　　政府对国有独资和控股、参股企业的国有资产履行出资人职能时，只能当老板、当股东，不能当婆婆。可以说，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质量，决定着国企改革的成效。

　　半月谈记者：结合当前国企改革实际，推进政企分开应在哪些地方使劲？

　　彭建武：从大的维度看，政企分开涵盖两方面——形式上和内容上。形式上，国企要把自己承担的政府职能、社会职能移交出去，企业只负责搞好日常经营工作。内容上，政府应更多做好对企业的服务协调和宏观指导，而不能干预企业的日常事务与运营。

　　政企分开的内容还包括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开。按照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企业资产所有权和生产经营权的行使主体应当是分离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要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同时，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与行政职能必须分开，同一政府机构不能既承担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又承担行政职能。

　　近年来，国有企业已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等制度，可实际情况如何？不少国企的董事会、监事会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政企关系理不顺，政府仍可通过各种手段管控企业。因此，政企分开的前提是政府必须彻底放权，让企业自主决定生产经营和投资决策。政府放权就是要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改革行政审批制度、项目审查制度、金融财税制度等。

　　梁军：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的重点是“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和与市场的关系”。我认为当前国企改革的着力点有两方面：

　　一是坚决推进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不管隶属关系如何、行业性质有多特殊，只要是取得企业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以及国有企业所控股、参股的国有资产，都必须接受国资委的集中统一监管，禁止政府组成部门直接经营企业。

　　二是限制政府的公共管理权力直接介入企业经营。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意图，应通过国有股东的权利表达机制向国企传导，不得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干预国企自主经营行为。国资委通过有效的考核机制，引导国企服从国家大局，履行社会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政府与国企的“分开”，是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的分开，而不是国有资产与国家及全体人民分开，亦即不能搞全盘私有化或变相私有化。同时，在去行政化、与市场“结合”的过程中，国企国资拥有更健全的决策、执行、监督体系，而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所有者缺位”。

　　李锦：我们的国资监管改革要善于用好两把刀：一把刀要切开国资委与企业的联系，国资委可设置若干个按一个行业或几个行业划分的国家投资经营公司；另一把刀要切开董事长与总经理的联系，根据国企股权结构派出董事会成员，仿照公务员管理，总经理则完全从市场聘任。用好这两把刀，不取决于办法，而取决于决心。现行的国企领导人既享有行政级别的党政干部待遇，又能拿到市场化的高薪酬，这种不合理现象，应该结束了。

　　半月谈记者：改革是一种利益的再调整，同时也会伴生阵痛，包括企业本身、企业员工都会经历“阵痛期”，如何看待？

　　彭建武：目前，我国政企分开不到位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家层面虽有宏观指导政策，但具体操作政策却没有出台。一些国企承担的政府职能虽已移交，但其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却未移交到位。比如，我们公司离退休人员的人事管理和企业补贴以及离休人员的医疗费用仍需企业承担，每年花费约4000万元。就连生产区外的社区(原来属于厂区范围)园林绿化等工作也得企业承担，每年支出700余万元。

　　政企分开后，地方政府要承担一笔财政负担，而目前很多地方财政吃紧。作为企业，在向政府移交社会职能时也要交一笔经费给地方。这笔钱怎么支付？目前国家也没有出台具体规定。建议企业在转让社会职能时，支出的经费能够被列为企业利润的一部分。如果在这个方面作出明确规定，政企分开的压力会减少很多。

　　政企分开的另一个难点是移交职能时利益调整难度大。比如，企业向政府移交医院和学校时，职工非常愿意，因为移交地方后，是按照普通事业单位给予编制，退休待遇要好于企业。然而，厂区园林绿化和离退休管理等职工则不愿意。因为对这部分人，地方政府没有编制安排，只能聘用，待遇要比企业差很多。

　　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出现“阵痛”是正常的。当年为了解决返城知青的就业问题，大型国有企业纷纷开设厂办集体企业。从现代企业制度角度看，这类企业与主办企业没有人事关系、股权关系、资产关系，其经营大多是配套主办企业，经营好坏与主办企业没有关联。近年来，这些企业很多身处困境。我们公司旗下一个厂办集体企业十多年没有正常运营，职工每月只拿100元的生活费，生活非常艰难；而且大部分职工都在50岁左右，自我谋生的能力有限。

　　按照相关文件，这些企业的改革成本是由国家财政、主办企业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2008年就开始了改革试点工作，但目前并未全面铺开。一大原因就是缺乏操作层面的实施细则，难以确定安置人员的安置项目和标准。只要有政策，哪怕是借款，我都愿意解决这些企业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总是心头的痛。

　　梁军：国企国资市场主体地位的强化，不能以牺牲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为代价。所有的改革努力，必须以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共同富裕为终极目标。如果我们的改革措施，看似完美无缺，满足了市场化的所有预期，但是最终指向了国有资产在国民经济比重中越来越少，或产生了“一放就乱”的倾向，或最终仍旧是国企自身独享改革发展的红利，那再怎么改，也是失败的。(记者 阳建 陈春园 林超)

　　以“国企分红”倒逼改革

　　对话人物

　　王兵 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武汉理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曾获得北京市优秀企业家称号、中央企业五四青年奖章、2012年度“中华儿女”年度人物、第20届中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一等奖等，现任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国企分红”是个带有敏感成分的话题，备受舆论关注。当记者提出这一对话问题时，多位国企负责人婉拒采访，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北新建材董事长王兵欣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半月谈记者：作为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北新建材是不是和不少舆论认为的一些国有企业一样，拥有不错的垄断地位？

　　王兵：当前社会上对国企有不少偏见，主要有三类：经营亏损会被批评为败家子；效益较好能赚钱会被认为靠垄断；赚钱了不分红会被奚落为“铁公鸡”。但北新建材是处于完全竞争市场环境下的，我们从一开始就是走市场竞争之路的。可以说，我们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我们企业的基因就是市场化的。

　　半月谈记者：北新建材近几年的经营状况如何？

　　王兵：公司1997年上市，每年的效益都很好。近几年虽然整体经济发展速度转入中高速增长，建材行业受到一定冲击，但我们的表现还不错。今后国企改革的方向之一是“管资本”，资本回报有几个关键指标如净资产收益率和经济增加值。现在北新建材的净资产收益率在20%以上，这个比例在工业企业里面是比较高的；我们的经济增加值和净利润同步保持每年30%的增长，经营性现金流超过利润总额。我们的经营质量是良性的、可持续的。

　　我们成绩的取得，是在用实际行动回应社会舆论对国企，特别是对央企发展模式的质疑。当然，这是企业发展转型升级的效果。同时也充分说明，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中，国有企业按照市场规律办事，走转型升级道路，也能获得高质量的、可持续的增长。就北新建材来说，我们最近几年都是把可分配利润的30%拿出来进行现金分红，这在目前的上市公司里面比例也是非常高的。

　　半月谈记者：现在社会上对国企上市公司利润分红的呼声很高，国家也表示要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您认为国企上市公司分红改革的突破点在哪里？

　　王兵：我在接受一家网站的访谈时，网民曾提过一个问题，问我怎么看“股市文明”？这是个充满智慧的问题。作为一个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要在资本市场上举止文明，就得既要对国有大股东负责任，也要对广大小股东(股民)负责任。一方面，要做好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又强又优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企业有质量、可持续的利润增长；另一方面，就是在做好企业长期发展战略规划的基础上，每年以一个合适的比例进行现金分红。

　　这里面有几点核心要素。第一是利润，无论国有资本还是民间资本，获得利润回报是最基本的要求。第二是利润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净资产收益率、经营性现金流净额、经济增加值这三个指标同时完成的话，利润才具有质量和可持续性。第三是分红，作为上市的国有控股公司，有国有资本，也有民间资本在内，具有公开性、公众性、公益性，其分红的使命和责任就不容推脱，是天经地义的。推而广之，所有的上市公司，不管是否包括国有的成分，只要有股民的资本在里面，就应该分红。国有这块也改为“管资本”了，所以不必分国有还是民营，都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更不必对国有资本“另眼相看”。

　　半月谈记者：公众长期关注国企分红，分红对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

　　王兵：分红有多重作用。首要的是，分红机制能倒逼企业保障利润的可持续性。现在有些企业的报表很好看，但是不分红。如果推行实质性的分红，企业质量不行的话就维持不了，甚至迫使企业贷款分红。所以说，分红会逼迫公司管理层把公司经营质量和竞争力做好，迫使企业把可持续经营和发展作为重要战略来做，以保障企业的命脉——现金流。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管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还是上市公司的管理者，分红是责任，自然也是一个巨大的管理压力。

　　国有资本和公众资本有分红，一方面能保障国有资本的可靠受益，便于国家做更多的事情；另一方面能降低股民风险，保障公众利益。资本市场也是市场，也有游戏规则。在这个市场里面，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个很重要的课题。但如果不回报股东、股民，老百姓就觉得是“圈钱”，亏损了自然就是败家子，资本市场的发展就不可持续。

　　股市里面最核心的内容是上市公司的质量，而大多数人只关心股指，没多少人关心“股质”。只有上市公司质量做好了，资本市场才能好。个体责任到位了，整个系统就优化了。

　　半月谈记者：您对当前国企分红比例如何看待？有人说国企分红比例过低，特别是垄断行业职工福利待遇偏高，与社会一般行业形成较强的反差。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兵：不同的国有企业有不同的使命，而一般都有较大的历史包袱，承担着较大的社会责任。从这方面讲，不同的国企维持不同的分红比例是合理的。当然，对某些国企来说，分配比例过高会导致企业再发展缺乏资金，不利于国企的资本积累和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影响我国企业在全球与外国企业的竞争，甚至影响国家经济的整体竞争力乃至经济安全。因此，不能一味追求高比例。身处其中，我们能感受到，国家制度安排整体很适宜，但是社会上有人了解得不全面，可能存有误解。

　　半月谈记者：国企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您认为国企分红的难点和争议点在哪？

　　王兵：难点在于国企类型多，没办法齐步走，必须分门别类，逐步推行。竞争性较强领域的国有企业，也需要市场能力强的人才，但是由于体制限制，在待遇上面没有吸引力，导致优秀人才流失。

　　争议点主要是在于认识偏差。舆论反映激烈的问题，往往事出有因，但要把具体形象和普遍形象区别开来，把一般性和具体性分开。我们应该从整体方向上看，包括国企分红在内的国企改革整体方向是更加市场化，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公开。这里有中央政策的推动，也有舆论监督的功劳。(记者 闫祥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