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领域改革突破：大部制提高效率 国企分红倒逼改革(4)

　　教改有风险 不改有危机

　　对话人物

　　朱清时 现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被誉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探路者”。2009年9月，已经退休的朱清时“重出江湖”，被深圳市政府聘为南方科技大学首任校长。他将南方科技大学形容为我国教育综合改革的试验田，推动南科大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有利于教育公平、创新人才选拔的多元录取机制，采用个性化的教学培养模式，使之向着国内顶尖、世界一流的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奋进。

　　高考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备受社会关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2012年正式成立的南方科技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一块重要的试验田，学校实行的“6+3+1”招生、考试制度颇具借鉴意义。近日，半月谈记者就招考制度改革和如何培养创新人才的问题，与南科大校长朱清时展开了对话。

　　半月谈记者：高考改革是教改领域最受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对于这项改革的必要性，您怎么看？

　　朱清时：我们国家要向创新型国家转型，教育是根本，而目前的教育模式很难给国家创造大批创新人才。在这一点上，大家早已形成共识。但问题是，怎么改变这个状况？教育怎么才能为国家培养大批创新人才？

　　其实很多人心中有数，教育部门也早就提出来，就是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但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转成功？关键就是高考指挥棒和素质教育不协调，高考对学生、对社会、对每个家庭的影响太大，怎么能考上大学，大家就怎么做，所以忽视了素质教育。因此，中国教育改革的关键，甚至可以说牵一发动全身的问题，就是高考改革、高考创新。

　　半月谈记者：有人提出“废除高考”的说法，您怎么看？

　　朱清时：当前的高考虽然存在很多弊端，但又具有一定合理性。高考改革不是“要不要高考”的问题，而是“怎么考”的问题，也就是高考指挥棒“指在什么地方”。如果我们高考不只注重学生的做题能力、应试能力，也考察学生的整体素质和创新能力，那么高考指挥棒就可以带动并促进素质教育。

　　南科大在招生方面的改革，就是要探索这样一条新路，不仅考查学生做题能力，而且考查学生批判思维和创新能力，包括想象力、洞察力、记忆力等。

　　半月谈记者：南科大致力于招生、考试改革方面的探索，能否谈谈这方面的具体进展？

　　朱清时：2012年开始，经教育部批准，南科大试行新的考试、招生制度，学生依然参加高考，但是分数仅占总分的60%，余下的比重，能力测试占30%，平时成绩占10%。能力测试，或者说南科大的自主招生考试，就是要测试学生的素质和创新能力，具体说就是批判能力、想象力、洞察力、记忆力、注意力等。根据这两年的实践，我们认为这基本上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可以对学生的素质和能力有一个客观的评判。

　　南科大2012年招了188个学生，2013年招了388个学生，今年我们计划招收600名本科生。我希望通过南科大自身规模的不断扩大，进一步验证这套招生、考试制度的可行性，使其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最终促成全国中小学教学方法的变化，让大家知道，要考上大学，不只是会做题，更要注重自身的综合素质。

　　半月谈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刚才介绍的“6+3+1”模式中，并没有面试环节，既然要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为什么不设面试？

　　朱清时：对，为什么南科大招生不面试？最主要的原因是考生太多，教师太少，面试成本太高，速度太慢，所以现阶段只能用笔试来测试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根据我们的计算，为了保证面试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每个学生需要面试近20分钟，南科大每年有几千名学生报考，这个成本计算起来确实难以承受，不设面试，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半月谈记者：到目前为止，南科大的改革有没有遇到过传统体制的束缚？

　　朱清时：有的，很多现有的规章制度是不利于南科大办学的。比如我们已经招了140多名优秀人才来当教授，90%以上都是国外回来，很多教授每年都需要出国交流或者学习，但是国家对公派出国规定很严格，必须持公务护照才能报销，很多持美国绿卡或者拥有美国国籍的教授，报销就很困难。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教授出国交流就困难重重。

　　再比如我们马上要建设一些实验基地，又要报批，又要招标，有很多的手续，要走完这些程序少则半年，多则一年甚至更久，这意味着很多教授在这段时间里无法开展科研工作。

　　更尖锐的问题是，南科大没有行政级别，所有教职员工都没有事业编制，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因为觉得拿不到事业单位的退休金，没有安全感。我想解决这个问题，想给工作人员发事业年金，给他们更多的保障，但这些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批准。

　　半月谈记者：除此之外，您认为当前教育改革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朱清时：教育改革最大困难在于，对改革的具体方案很难形成共识，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懂教育，对于一些改革探索，但凡是有看不惯的地方，就会批评、攻击，这种批评往往缺乏对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只是个人主观倾向的表达，无形中增加了改革的压力和失败的风险。

　　南科大做的事情要经历史去检验，现在看来，这些探索还难以和蔡元培、梅贻琦这些教育大师当年所进行的改革相提并论。但有一点，改革的过程往往都是最艰难的，蔡元培、梅贻琦在任上做出的改革都遭到过很多反对，几十年后才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教育改革必须要勇于担当，敢于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不要期望所有改革之举当下就能赢得一片喝彩。

　　半月谈记者：最后一个问题，您有没有担心过自己会失败？

　　朱清时：我想过，而且觉得很有可能会失败，用短短几年时间来做教育改革并不容易，何况很多弊病根深蒂固，不是几个人就能消除的。我之所以有勇气敢于去做，是期望通过南科大的实践，让全社会都了解到中国教育改革的难点和体制弊病在什么地方，这样今后才可能有人会成功。

　　如果南科大最终成为一所国际化、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成为教改的样板，帮助推动产生一批创新型大学，那当然很好。但就算最终改革成功的不是南科大，如果我们能帮别人看清楚中国教改的难点和症结，那也算是我和南科大的欣慰了。(记者 郑天虹 詹奕嘉)

　　去行政化：为校长摘帽放权

　　对话人物

　　张国华 山东省潍坊市教育局局长，首届明远教育奖(实践类)特等奖获得者，第九届国家督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兼职教授，教育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巡讲报告团成员。2006年任潍坊市教育局局长以来，大力推动教育综合改革。

　　在其推动下，潍坊承担了教育部教师职称改革、校长职级改革、课程改革、中考改革、督导改革、省部共建国家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试验区等改革试点，率先建立起“评价引领、专家办学、社会参与、督导保障”的制度体系，有效破除了制约教育发展和学生健康成长的一系列体制机制性障碍。全市中小学教育呈现出“轻负担、高质量、群众满意”的良好状态。

　　教育领域的去行政化改革是释放教育活力，实现教育家办学的关键。山东潍坊十多年来实施以推行校长职级制为重点的改革，为教育去行政化改革提供了实践样本。作为改革的主导者，潍坊市教育局长张国华获得了首届明远教育奖(实践类)特等奖。近日，本刊记者就教育领域的管办分离、简政放权问题与张国华进行了对话。

　　半月谈记者：潍坊的学校去行政化改革起源于什么时候？

　　张国华：“去行政化”是最近才提的概念，我们自己叫做“校长职级制”改革，根本的内容就是取消校长的行政级别，实现校长的专业化、职业化，其本质意义与去行政化是相通的。我们从1999年在高密市开始试点，2004年在全市推开。

　　中小学校与行政级别挂钩，在一定年代体现了国家对教育工作的重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总结成四句话：一是校长“官员化”，为迎来送往以及一些不相干的会议所累；二是教育部门管事却不管人，政令不畅，有的县中学校长是副处级，而县教育局长才是科级，局长难以管校长；三是校长能上不能下，加剧教育失衡；四是学校日常管理行政化，教育规律被扔到了一边。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在试点的基础上，2004年在全市统一取消了中小学校的级别。也就是说，900多名校长统一摘掉了“官帽”。

　　半月谈记者：学校行政化事实上不仅仅是校长级别问题，反过来讲，仅仅是取消行政级别恐怕还不能完全实现“去行政化”吧？

　　张国华：是的，取消校长行政级别只是一个比较响亮的提法，事实上这是一整套制度改革，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取消中小学校行政级别，教育部门实现“人权”与“事权”的统一。有行政级别校长的档案交由教育部门管理，全部参加职级评定，实行职级管理。二是围绕“如何选好校长、用好校长、激励好校长”等方面，潍坊市累计建立了15项配套制度。三是加快推进简政放权，把涉及校长自主办学的权限全部放到学校。四是健全并完善新形势下的中小学绩效考评机制、党建工作机制等，确保放而不乱。

　　半月谈记者：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你认为最难的地方在哪里？你们是怎么化解的？

　　张国华：首先是来自校长群体的压力，一下子摘掉“官帽”，心理上不好受啊！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采用“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进行过渡。其次是来自相关部门的阻力。改革之后这些部门失去了任命校长的权力，所以，校长职级制改革方案公布前，有的部门就背着我们想在其中加入关于校长任命、考核、审批等内容，有的甚至还形成专题报告要求改革退回去。最终，在我们的坚持和组织部门的支持下，校长职级制改革没有出现倒退。第三个是改革者有没有足够耐心的问题。改革不会一蹴而就，能不能坚持到底非常关键。我们从2004年破题，到2011年才可以说改革到位，用了8年时间。

　　半月谈记者：你刚才提到了加快推进简政放权，把涉及校长自主办学的权限全部放到学校，教育部门都下放了哪些权力呢？

　　张国华：首先是人事权。从组织人事部门接过校长的档案之后，教育局又把校长的任命权下放给了由教育专家和学校教师代表等组成的“校长选聘委员会”，校长就由这个委员会考评选拔。选好校长是下放办学自主权的前提，如果校长不行，下放的权力越多就越乱。

　　其次是教师职称及评优表彰权。过去都是人事或者教育部门管，我们把这个权力下放给了学校，部门不再越俎代庖，教师职称竞聘的方案由各学校制定，一校一策。

　　再次，潍坊把教育评价权交给了专业的民办第三方机构；“师资培训”权放给了6家师资培训中心，培训对象自由选择培训机构，凭“培训券”向所在区、县教育局报销；原来名目繁多的各类评优和达标项目，只保留了涉及学校安全和政府投入改善办学条件的4项。目前，全市各中小学的课程开发与设置、高中招生等，全部由学校自主操作。

　　半月谈记者：这么多权力都放下去了，教育局还干什么呢？

　　张国华：简政放权不是彻底甩手，是为了让专业的人在适合的位置上发挥最大作用。政府从教育管理的微观层面退出，让出的不仅是权力，还包括整个行业专业化发展的空间。放了应该放的，才能干好应该干的。

　　概括起来，放权之后教育局的主要工作就是管公平、兜底线。最重要的是制定和维护“游戏规则”，监管办学行为。我们有一整套包括育人、安全、规范办学、财务管理、民主管理在内的规章制度。我们要监管学校按照这些规范去办学，保障学生和家长的权益。

　　半月谈记者：在潍坊教育“去行政化”改革和部门放权过程中，你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

　　张国华：主要有三个体会。第一个是，教育要改革，最该改的是我们教育部门，政府不能舍不得权力。教育上难以解决的问题，表现在学校，而根源大部分在部门。潍坊教育改革之所以能推动，就是从转变部门职能做起的。潍坊教育改革的成果，不是管出来的，而是放权放出来的。

　　第二是改革不允许等待。潍坊这些年的教育改革，没有一项是等有了上级的红头文件，有了所谓的顶层设计才去改的，许多都是我们的原创。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与其坐等红头文件，不如认准了先干起来再说，说不定就干成红头文件了！”

　　第三是改革要勇于担当。比如解决中小学课业负担问题，不改考试制度不行，地方改不了高考，却可以改中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说得清清楚楚：“地方政府负责落实国家方针政策，开展教育改革试验，根据职责分工负责区域内教育改革、发展和稳定。”

　　从这里看，地方政府部门就是改革的第一责任人，完全可以有所作为，根据本地实际，自主决定改什么，怎么改。现实情况是，改革的自主权明明攥在自己的手里，一些地方却骑驴找驴，坐等上头的红头文件，不敢越雷池一步。我们从2004年开始进行中考改革，到现在已经基本建立起了以“多次考试、综合评价、诚信推荐、自主录取、社会参与”为核心内容的新的中考招生制度。(记者 娄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