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史今日12月12日：西安事变(5)

　　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最初反应，杀蒋与放蒋的艰难抉择

　　事变发生当日，张学良等人在西安向中共中央发出多次通报，“文寅电”云：

　　东、来兄：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人士，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将红军全部集中环县，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指胡宗南、毛炳文)敌南进。

　　弟毅(张学良化名李毅)

　　文寅(12日晨3时至5时之间)

　　12月12日近午，中共高层领导人在窑洞里阅看张学良发来的急电，大为激动。据张国焘回忆，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有的人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平素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抢先表示:“现在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些家伙杀了再说。”周恩来较为冷静，表示:“这件事不能由我们做主，主要是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毛泽东也接着表示:“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张国焘自述他当时虽很激动，但仍冷静地说:“莫斯科对这件事会怎么看，我们不妨先推测一下。”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都表示应去电莫斯科请示。

　　毛泽东在草拟给张学良的复电中，尊推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赞扬他“一举手便旋转乾坤”。电文内说到惩办蒋时道:“诚如来电所云，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应由人民公审……”

　　其实，中共中央刚收到张学良清晨发来的“文寅电”时，震惊、激动之余，又不太敢确信。晚上21点，毛泽东、周恩来联名以“万万火急”向张学良发出“文亥电”时，还不能肯定西安事变是否成功，请张证实“是否已将蒋扣留？”表示红军拟策应张、杨的军事行动，拟派周恩来赴西安“共商大计”，并叮嘱张学良一定把蒋介石扣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不可将其交其他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诛者，杀也。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还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第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免使西安腹背受敌。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在平津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的胡服(刘少奇)，通报蒋在西安被扣消息及党应采取的方针，其中强调要“揭发蒋介石对外投降，对内镇压民众与迫其部下坚持内战之罪状”，“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要求南京明令罢免蒋介石，并交付人民审判”。

　　西安事变爆发前，鉴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中央采取了“反蒋抗日”转向“逼蒋抗日”的方针。当时蒋介石是国民政府的军政首脑，拥有强大的军事与政治实力，而共产党及其军队力量弱小，根据地狭小。因此国共谈判时，蒋介石的代表陈立夫向中共代表提出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红军可保留3000人，师长以上的领导一律解职出洋等苛刻的条件，企图逼共产党就范。西安事变爆发后，形势陡转，蒋介石沦为阶下囚，而张、杨、共“三位一体”，于是中共中央一些决策者在对待蒋介石问题上一度出现反复和动摇，党的“逼蒋抗日”方针受到了干扰。事后，刘少奇在评论此事时说：“在西安事变中我们虽然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但发生很大的动摇，在政治上引起极大纷乱与群众对我们的误解。”(《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这种反复和动摇，集中体现在对蒋策略方针的倒退，由“逼蒋抗日”变成了“审蒋”、“除蒋”。

　　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对西安事变的估计与对策。据会议记录，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是：朱(德)、国(焘)、泽(东)、(恩)来、博(古)、洛(甫)、(林)彪、(冯)文彬、(郭)洪涛、(吴)亮平、(林)伯渠、欧阳钦，共12位。会议由张闻天(洛甫)主持。毛泽东当时负责对国民党的外部(即统战)工作，首先作了报告，明确提出“审蒋”、“罢蒋”、“除蒋”。他首先肯定了西安事变，说事变虽是张、杨独自发动的，共产党没有参与，但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背景，从此完全打破了由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把我们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出来，因而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是历史事业，是应该拥护的。他提出，“第一，在人民面前揭破蒋罪恶，拥护西安事变。第二，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甚至说：“以我的观点，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他指出：事变后形势发展有两方面的可能：一方面是南京政府有可能被日本拉过去成为亲日傀儡政府；一方面各地方实力派、南京政府各派，包括孔宋、黄埔、CC各系均有某些部分可能转到西安方面来，在西安形成一个实质性的政府，迫使南京政府直接统治的七省就范，因而提出要“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