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红卫兵自述"文革"经历:父母获周恩来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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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红卫兵
后来,我们“红星”战斗队的队部变成了俱乐部,大家买些酒,在那过夜。这时候我们的精神状态,已经不是当初的“豪情万丈”了
本刊特约撰稿/米鹤都
柯马凯(Michael Crook),英国人。其父戴维·柯鲁克和其母伊莎白·柯鲁克,均为英国共产党党员,抗战中来华,终身在中国工作。柯马凯1951年出生于北京,文革中,参加了红卫兵组织。以下节录自柯马凯口述。
其实文化大革命,在1964年就有点迹象了,到处都在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我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特别关心社会主义建设等政治问题。我回家以后,我父母,尤其是我爸,总是爱讲些政治方面的东西。他们当时对毛泽东这一套都接受,而且很积极。由于他们很左,后来在北京的外国人,给我父母这个圈子或者说这一派人起了一个外号,叫“百分之三百”。意思是说,百分之三百的布尔什维克,就是中共号召什么,他们就三倍地拥护。
我记得六年级写作文的时候,可能是受我父母政治上敏感的影响,我的一篇作文还引用了毛主席语录。那篇政治化的作文得到了表扬。
中国那个时候处在被围困的国际环境中,什么“美帝国主义的包围圈”,我觉得人们普遍有一种抵触外国的情绪。这种警惕性,其实我也挺高的。
我第一次离开中国是1958年吧,我父母带我们哥儿仨回了一趟英国。那是我第一次所谓的“回国”,实际上对我来说是“出国”。我们先到香港,再到英国。我记得我走在街上,还指着一些人跟我爸说:这人是特务吧?那是帝国主义的吧?我那时就很有这方面的防范意识,一出国就觉得,眼前这些人里恐怕有好多是坏人。
1964年我考中学时,报考的第一志愿是101中学。由于考分不够高,人家没要我。我第二志愿报考的是北大附中,被录取了。我先到英国上了一年学,再回中国就推迟了一年报到,等于说我比同龄的人晚了一年。
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是68届老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