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红卫兵自述"文革"经历：父母获周恩来道歉(4)

　　周恩来赔礼道歉

　　我觉得我对中国已经失望了，到后来都不想在工厂继续干了。我已经20出头了，想上大学。那时候我就想走，离开中国。

　　当时中国的出入境制度，需要办一种出国签证，就是外国人入境要办签证，出境你还得办签证。他们不让我走，不给我办出国签证。

　　那时候外国人在中国，还有一个居留许可制度。大概是1972年，外管处通知我们，居留许可证到期了，去公安局办延期手续。我说：延什么期啊，我才不延呢！你们最好把我驱逐出境。结果他们主动替我把居留证给办好了。

　　我妈是1972年出来的，我爸是1973年1月27日出来的。我爸被关了五年零三个月。

　　当时秦城大概关了10多个老外吧，包括夏庇诺(新华社外籍专家)、戴乃迭(中国文学出版社的英籍老专家)、爱泼斯坦(加入了中国籍的犹太人、对外英文刊物《中国建设》编辑)、我爸等，都是同一批释放的。李敦白是唯一的例外，那次没放他，好像是晚一年多才出来的。

　　1973年3月8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把这些释放出来的外国人，包括家属，都请去了。“四人帮”里头也去了几个人，江青也去了，可是他们都没说话。

　　那天是周总理宴请，他首先代表中国政府赔礼道歉。他说：冤枉你们了，你们是好人。可是总理当时还有一句话说：不过也有坏人，像李敦白。

　　周总理讲完话，然后就轮桌敬酒。到我们这一桌，先对我妈说了几句话，然后敬叶文茜(北大西语系的美国教师)，最后走到我们哥几个面前说：我知道，你们想出国上大学。好啊，你们回去上大学，学完了还要回来嘛，这是你们第二故乡嘛。

　　我是又感动，又矛盾。嘿！我们要出去的要求，他其实早就知道啊！我确实挺气的，真想恨谁。可是，另一方面我还是挺崇敬周总理的，给了那么大的面子，我都不知道该恨谁了，觉得总不能恨总理吧。

　　英伦的左派

　　出国签证立刻就批了，国家还答应给我们出路费。我们觉得这是个见世面的机会，就跟他们说：你们别给我们买机票了，把机票钱给我们，我们自己想办法。后来，他们答应了。我印象中，给了我跟我哥每人一千美金。

　　于是，我们坐火车去了香港，再从香港坐船到新加坡，从新加坡陆路到马来西亚的槟城，再坐船去印度的马德拉斯，一路坐车到了英国。这一路走了大概有五个月吧。在印度，我们呆了三个月，就跟当年红卫兵大串联一样，睡在车站的站台上，把贵重东西包起来当枕头这么一枕。

　　因为文化大革命的耽误，我中学就等于没上，到伦敦以后，首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把中学的课程基本补下来了。1975年我考上了伦敦大学，学的是物理专业。

　　1973年临行的时候，我妈嘱咐我们说：你们这次回英国以后，要扎根在无产阶级中间。我到了伦敦以后，很快就找到工作，进入工厂。除了解决生计，也有我妈嘱咐的这个阶级立场的原因。我加入了工会，只要是工会组织的工人斗争什么的，我都积极参加。

　　当时我也参加过几个极左组织。我父母原来都是英共的，中苏决裂以后，我们就算它是修正主义党了，我就对它没有兴趣了。当时还有两个组织，一个叫英共(马列)，即英国共产党马列派(CPBMC)；还有一个叫做英联，英国共产主义联盟(CFBMC)。我参加过两次他们的组织活动，但实际上我还没有被正式接受就被淘汰出局了。因为跟他们比，可能我思想太右。

　　后来我又加入了一个小政党，可是那个小政党更左得出奇，他们的偶像好像还包括江青，把中国说得好像人间天堂。他们曾激烈地争论，中国当今社会有没有剥削？这成了一个理论焦点。当时我就说，毛主席说中国仍然是阶级社会，就凭这个说法，中国还是有剥削的。结果他们认为我有思想问题，就把我开除了。

　　我在英国学完本科后，1978年回到了中国。

　　1973年我走的时候心里有气，曾经发过誓，这一走我就再也不回来了。可是家人在这边，而且这里也是我的故乡啊。

　　1978年，要改革开放了，大家都琢磨着出国，这外语就成为最要紧的事了。他们说：嗨，中国的物理人才有的是，不缺你，你就教英语吧。我想也是这个理儿，所以就开始教外语了。到今天，一直从事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