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报：某些有点权力的人屡屡做出让官兵寒心的事(2)

　　1、强军文化的特征与落脚点

　　《强军文化论》论至今日，已经基本揭示出强军文化的规律性特征。

　　——价值观是强军文化的核心。两军对垒，拼的不仅是武器装备和战略战术，而且还有价值观的较量。许多战争从本质上说，其实是价值观的战争。军人价值观的内容说丰富很丰富，说简单很简单，就是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编辑部文章引用了秦基伟将军的话：“上甘岭战役是一场特殊的战役。它既是敌我双方军力的较量，又是两种世界观、两种价值观、两种思想体系的较量！”决定战斗意志、牺牲精神的是价值观。金一南在《胜利的刀锋》中讲了杨靖宇最后与叛徒的对话，叛徒赵廷喜见杨靖宇已孤身一人，冻饿交迫，朝不保夕，劝他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杨靖宇回答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他们虽然没用价值观这个词，却在进行两种价值观的较量。

　　——忠诚是强军文化的灵魂。金一南在《胜利的刀锋》中用张国华带领18军进藏壮举诠释了什么叫忠诚。忠诚，就是任何情况下坚决听党指挥毫不动摇。听党指挥不仅是纪律问题，更是忠于信仰的问题。诚如编辑部文章所说，“不管有人多么位高权重，只要反党图谋一旦暴露，就将陷入孤立，连一个警卫员都拉不走”。

　　——传统是强军文化的根脉。我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一整套优良传统，是经过了实践检验的制胜法宝。习主席把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放在古田召开，与11位基层干部和英模代表一起吃“红军饭”，要求与会者“要带头学传统、爱传统、讲传统，带动部队官兵传承好红色基因、保持老红军本色。”金一南的《胜利的刀锋》、唐栋的《文化人格的较量》、王树增的《长征文化与文化长征》、余爱水的《强军当有高度文化自信》等对此都有比较精辟的论述，尤其是罗益昌的《源自岁月深处的叩问》，对新时期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看法。张西南的《战歌：激荡灵魂的声音》论述了战歌创作如何继承发展的问题，颇有新意。

　　——忧患意识是强军文化的底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个人、一个国家、一支军队，无不如此。刘亚洲在《走出甲午 迎接变革 再创辉煌》中说，“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时刻不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才有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不愧是现代版的“警世恒言”。我从而想到美军的一句箴言：“美国处在战争之中。”美军的忧患意识，此言已蔽之。纵观中国历史，历朝历代几乎无一不是亡在歌舞升平之中。“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在南宋君臣都沉浸在苟安文化之中时，主战的岳飞非被杀头不可。

　　——英雄和英雄主义是强军文化的旗帜。陈先义的《捍卫我们的英雄》、徐贵祥的《遍地英雄下夕烟》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不赘。

　　——创新是强军文化的生命。越是胜利之师越容易沉醉于昔日的辉煌，而看不到时代的变迁，最后身败名裂，贻笑后世。二战中的法军如此，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伊军如此，古今中外大大小小的例子不胜枚举。中国军队如果不加快创新的步伐，规律是不会让谁例外的。对此，刘亚洲的《走出甲午 迎接变革 再创辉煌》、柳建伟的《从十面埋伏中突出重围》、柯大文的《破解“李约瑟之问”》、戴旭的《走在战争前面》、郭高民的《文化无界与战争无界》都有警策之言。李炳彦的《制胜未来的兵学智慧》从中西方兵学文化的比较中谈创新，给人以历史与哲学的启迪。

　　——制度是强军文化的钢筋。制度文化是强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不仅表现在人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上，还体现在制度上。制度是文化构架中的钢筋。刚性的有形的制度是文化表现形态之一。看一支军队的制度，就可以看出其文化。我军忠诚于党的价值观催生了党委制、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政治委员制度等；反过来，这些制度集中体现了我军官兵忠诚于党的价值观。敌对势力想搞垮军队，其中最恶毒的一手，就是攻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钢筋去掉了，大厦越高，塌得越快，塌得越惨。《强军文化论》专栏虽然没有对此展开专题论述，但不少文章都涉及这个问题。李昆明的《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是唯一讲法治文化的一篇，从文化上论述了法治与强军的关系，颇有见地。

　　强军文化所包含的丰富内容，不是列几条就能概括清楚的，但是至少上述几条是带规律性的，而规律是必须遵循而不可违背的。这些规律要靠人来遵循，而遵循这些规律就能造就用强军文化武装的人。编辑部文章说：“回顾习主席关于强军文化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字里行间都紧紧连着一个大写的‘人’：‘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又说，“强军文化支撑强军事业的根本价值，就在于为实现强军目标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应该说，这段论述抓住了强军文化的要旨，找准了强军文化的落脚点和归宿点。物质文化要靠人来创造，非物质文化得靠人的实践体现。

　　习主席关于“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的论述一经提出，全军上下莫不深受鼓舞，有人甚至忍不住欢呼起来，为啥？因为这“四有”不仅概括了新一代革命军人应该具备的整体素质，而且具有极强的针对性，甚至可以说是对被某些人扭曲了的人才标准的拨乱反正。“有本事”是对“唯文凭”“唯年龄”以及形形色色的专为某些人甚至某个人“量身定做”的标准的拨乱反正。“有血性”首次出现在军人标准中，体现了军人性格的本质特征，是对奴性文化的批判。关于如何用强军文化培养“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编辑部文章已经分别作了阐述，不再重复。这里要说的是，只有发扬战斗精神，才能真正让“四有”标准立起来，真正培养出“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

　　“四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管总的是要“有灵魂”。有灵魂才会自觉为能打仗打胜仗练本事，有灵魂才能有血性、有品德。在十八大以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徐才厚等人虽然嘴里也唱着高调，但“管灵魂的出卖灵魂”。一旦灵魂出了问题，一切问题都跟着来了。某些人选干部不管有没有本事了，确切地说是不管有没有带兵打仗的本事了，利用人才标准的解释权，把“有文化”变成了唯文凭，于是出现了人才干活，庸才升官，以庸庸碌碌为荣，以出类拔萃为“傻”等怪象。再说军人最重要的血性，不仅成了某些人的忌讳，而且反其道而行之，用各种导向特别是使用干部的导向来提倡奴性，对有血性的军官进行逆淘汰。他们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偷换成对个人的人身依附，附我者昌，不附者亡。奴才弹冠相庆，人才升迁无门。至于品德，早就被他们抛到了九霄云外，以至于越是有品德的人越是让他们警惕，越是品德有问题的人越得到重用。徐才厚明知谷俊山品德有问题，却对他百依百顺，有求必应，为啥？一，有问题的人才能听他违背原则的话，才能为他办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二，拿了人家的手软，久而久之，就被“绑架”了。必须指出，即使是在徐才厚等当道的时候，部队官兵的核心价值观也没有变，人民军队性质也没有变，因为他们虽然作威作福，但毕竟不能一手遮天。但是，诚如习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的：“必须正视军队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特别要高度重视和严肃看待徐才厚案件，深刻反思教训，彻底肃清影响。”习主席要求我们“深刻反思教训”，值得反思的东西很多，但笔者认为其中有一条是由于淡化甚至丢掉了军事文化的战斗性，不与错误的文化思潮和现象作斗争，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强军文化建设，在一些单位一些部门形成了很坏的风气。培育“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必须在破中立，立中破，持之以恒，方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