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报：某些有点权力的人屡屡做出让官兵寒心的事(3)

　　2、在强军实践中建设强军文化

　　强军文化服务于强军事业，同时又是强军事业的重要支撑。如何服务？在实践中服务；支撑的理论和措施从何而来？从实践中来。

　　之所以要强调实践，是因为存在脱离强军实践、关起门来搞文化建设的问题。在某实战化对抗演习中，有的旅把转播车开到了“前线”，用大喇叭对着“蓝军”喊话，结果无一例外被“蓝军”一发导弹报销，成为演习场上的笑柄。众人大笑，我却笑不出来。都什么年代了，还能靠大喇叭搞心理战？这种闭目塞听搞出来的“装备”自然是经不起实战检验的。文化是战斗力，其中一个功能是瓦解敌军。中国历史上，四面楚歌曾唱垮了项羽的楚军，红军时期的一曲《可怜的白军》曾经唱散过白军队伍，一首《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唱得在陕北围剿红军的东北军与红军共同喊起了抗日口号，搞起了联欢，等等例子，举不胜举，但是不问实际情况，就想复制老故事，只会成为笑柄。

　　打造强军文化是个理论问题，但归根到底是个实践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兵书最多的是两个朝代，一是宋，一是明，但宋和明是军事文化最腐朽落后的朝代，是军队战斗力最弱的朝代。为啥？空谈也。宋朝的兵书多是文人的作品(包括整理历代兵书)，明朝兵书的作者除了戚继光之外也几乎全是文人，两朝蔚为大观的兵书只有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是实战的理论总结，其余几乎都未付诸实践。文人关着门在“文”，根本没有在实践中“化”，可谓有“文”没“化”。

　　《强军文化论》专栏中的很多文章都讲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强军文化的精华，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实践中来的。以支部建在连上为例，大家都知道这项制度是在三湾改编时毛委员确立的。他怎么就想到了这么伟大的点子呢？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都有基本为我党控制的部分国民党军队，包括原叶挺独立团所在部队，但党组织只建在了团上，一个团一个支部。起义后的艰难斗争证明，一个团一个支部无法完全掌握部队，起义官兵大都开了小差，甚至整连整营地逃跑了。残酷的事实给我党以警示，我们党要掌握部队，不能像国民党那样党部只建到县一级，没有“根”，不要基层，而必须把党组织建到基层去。当然，并非每个人都能看到这一点。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支部建在连上”这个解决的办法。

　　毫无疑问，我们今天打造强军文化，必须在强军事业的实践中去打造。应当承认，军事文化建设中的许多问题都与脱离强军实践有直接关系。在采访某演习时，导演部的一位领导告诉我，某旅刚进场，就有人来打招呼说，这个旅长是我们重点培养的对象，请你们关注。难道因为你是重点培养对象，敌人就会让你三分吗？“蓝军”当然不会管你是谁，打了他一个落花流水。由此可见，我们的选才文化与实践中间隔了一座“山”了。确定重点培养对象也许没错，但人才的成长步步都离不开实践，离开了实践，你那个重点对象是怎么来的呢？正如刘亚洲在《走出甲午 迎接变革 再创辉煌》中说：“选才机制是思想文化的结晶体现。破除封建腐败的用人潜规则，是造就大批堪当时代重任军事精英的关键。”

　　坦率地说，在选人机制上，封建腐朽文化的痕迹还比较明显，在某些单位和部门，潜规则甚至起着主导作用，对官兵的信仰和士气已经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要打造强军文化，不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清除封建腐朽文化，就可能将一切归零。而要清除封建腐朽文化，光靠学习讨论不行，关键是要到实践中去选才，用实践的标准选才，并形成制度。在战争年代，一个干部行不行，在战场上看；在战争准备期，应该在战备训练中特别是在实战化演练中看。我们当然不能搞一场演习定乾坤，但经过多场演习，识别一个人是不困难的。海军早在20年前就实行了全训合格舰(艇)长制度，从初任职务开始，一级一级都要经过全训合格考试，只有合格者才有入选的资格。今年初，我在最早试行全训合格舰(艇)长制度的东海舰队某驱逐舰支队采访时，食堂的一位士官与我闲谈，他说，我们支队的领导没权。我很诧异，问怎么叫没权？他说，干部提升，都要全训合格，还要搞“民意”测验，硬杠杠摆在那儿，巴结领导没用。改转士官也一样。我问，你看这样好还是不好？他说，当然好了，歪门邪道没市场了，大家都想提高本领，训练打仗。我想，这就是强军文化的体现。20多年的实践，证明这是一项好制度，全训合格的军官虽然水平有高低，但都是有本事的、称职的，没有一个是窝囊废。

　　如前所述，培育“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是强军文化建设的落脚点和归宿点。“四有”不仅是对士兵的要求，更是对军官特别是对高中级军官的要求。“四有”从何而来？要学习更要实践；如何衡量“四有”，要看学习更要看实践。现在，军队最大的实践是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是训练，其最高阶段是实战化对抗演练。一场被“逼到绝境、难到极限”的实战化演练，一个人有没有灵魂？有没有本事？有没有血性？有没有品德？都会一览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