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县长郭企之：喊话感召2个连伪军带武器投诚(2)

　　二、建设后方：巩固抗日根据地基础

　　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必须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和后方基础。稳固的后方，不仅是打击敌人“以战养战”侵略政策的有效手段，也是战争所需兵源和粮食供给的重要保障。而中共县长就是建设后方、巩固抗日根据地的一支主要领导力量。

　　在一些游击区，即便面临着严峻的军事斗争形势，县长也是“随时随地开民众会，接见村长，拜访士绅，获得下层意见的反映”。县长在“工作领导上、联系上，不但没有被敌伪摧毁，事实上政权机构的运用反而更灵活了。军政民三位一体的配合表现了长足的进步”。（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445、446页。）稷麓县长赵宜轩就指出，有了武装能保住人民的天下，有了政权就有了人民的天下，两者相辅相成，都必须抓好。（参见董寿安主编《河东军民血战日寇纪实》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页。）陈挹芬出任束鹿县长期间，建立了教育科，区公所设教育助理员，千方百计地选拔和培训小学教师，在抗日根据地内基本做到了“村村有小学，讲授教育课”。有些学校被日军烧毁，就在野外上课。没有桌凳，就席地而坐，以腿代桌；没有课本，就自编抗日教材。在日寇横行、碉堡林立的环境中，他们创造了一套反对敌人奴化教育的隐蔽工作方法，1940年又建立了束冀县抗日游击高小，有选择地吸收一批儿童团长或共产党员参加学习，培养了一批青年抗日干部。（参见《束鹿县党史资料汇编》第2辑，辛集市党史办公室1989年编，第176页。）文水县长顾永田，为打开抗战局面、建设稳固的抗敌根基，积极兴办水利，邀请有经验的知名人士和各堰堰长开会问计，委任进步村长担任县水利局局长，修复支渠干渠，在汾河打了拦河坝，废除了不合理的水规，提出了“上足下用”的合理办法。1938年全县增产粮食20万石，平均每人增产1石。此外，顾永田还恢复了教育事业，发行了本县货币“流通券”，帮助农民赎回土地，废除旧债，实行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这些工作，不仅发动了群众，而且也把中上层人士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积极出钱出粮支持八路军抗日。当时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也不得不承认文水县是“抗日模范县”。（《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2卷，《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9年编，1003—1004页。） 孝义县长傅立民在恢复政权之后，就着手建立战斗报社，反映地方抗日救亡工作。《战斗报》发行最多时达800多份，甚至在《星岛日报》及《槟榔屿日报》中都刊载战斗报社的文章。由于影响愈来愈大，该报曾被评为第二战区第一份小报。与战斗报社同时建立的还有战斗剧社。剧社成立后，曾到申家庄一一五师民运部集训过一段时间，以后即随县府辗转山区演出。（参见《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4卷，《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1999年编，第238页。）

　　抗战时期，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培养民力，保证军队和干部的供给，是头等重要的任务。在陕甘宁边区，一些县长通过领导开展劳动竞赛和劳模运动，极大地促进了根据地的稳固和发展。

　　延川县长辛兰亭，为了激励广大农民的劳动热情，在延川县广泛开展了劳动竞赛、评选劳动英雄的活动。竞赛首先在区与区、乡与乡、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挑战应战。后来辛兰亭又代表延川县致函固临、延长两县的领导，倡议兄弟县之间开展友谊竞赛，提出了种棉4万亩、收花60万斤、增加细粮6000万斤的目标，并提出了深耕细作、建厕积肥、运输驮盐、督促“二流子”参加生产、普遍组织“变工队”、组织妇女纺线织布等具体措施。当时延属地委对延川县的这一创举给予了高度评价，地委书记张邦英和专员曹力如还亲任这场竞赛的裁判。在辛兰亭的精心组织下，延川县的竞赛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多次到村里给开荒生产中涌现出的劳动英雄披红挂彩，奖励镢头，同时将红榜张贴于集市上以鼓励更多的人向劳动英雄学习。

　　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以及后方的稳固，具有决定意义的就是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能否得到发展，直接关系着根据地建设的成败，也关系到根据地的命运和前途。中共县长深入基层，通过实行开荒种地、兴办水利、发展副业、修筑道路、发展商业贸易、实行变工互助和创办合作社等措施，使民众生活得到改善，根据地日益巩固并不断发展壮大。

　　合水县长高朗亭，“根据合水的具体情况，将经济建设工作放为经常工作之中心，动员全体人民及干部热情积极地参加这一工作”。（《合水县十七个月的工作报告》，庆阳档案馆藏：地档209卷。）他首先主张创办地方工业，由政府采取扶持保护政策，创办地方工业和手工业，以提升群众的生活水平。1941年9月，在高朗亭的积极支持下，合水县由政府和群众合资创办了济民纺织厂。这一纺织企业采取集股合作的形式，在当年共集股1800元，贷款700元，购置了织布机、纺织机各一架，招收工人49名。由此也带动了民间的纺织业及其他手工作坊的发展。（参见《合水文史资料》第2辑（下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合水县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2000年编，第419页。)与此同时，高朗亭还积极支持创办商贸集市。1940年6月15日，高朗亭专门召开了第一次县政府临时委员会，集中讨论了市镇建设和繁荣市场问题。会议最终决议大办商业贸易市场，集中力量修建华池、吉岘、店子、肖嘴等乡镇的街道。后又在西华池一次修房百余间，在原有二三家商号小铺的基础上，新办商店30多处，吸引公私从业者达600余人。西华池成为边区第二商业中心，繁荣非凡，在当时享有“小上海”的盛名。同时，合水县还办起小型卷烟厂30余家，生产的“黎明力”“战马”“红光”牌香烟，除在边区销售外，还远销西北、华北等地。(参见《合水文史资料》第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合水县委员会文史学习委员会1997年编，第107—108页。)

　　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考察过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曾指出：“共产党区域经济的改善，还是在共产党的鼓动和领导下，地方政府发起了一次极其强大而广泛的发展农业和工业生产的运动。”（〔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罗清、赵仲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