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县长郭企之：喊话感召2个连伪军带武器投诚(3)

　　三、创造经验：提供切实有效的政策依据

　　根据地许多鲜活的实践经验，不少都来自于县长的躬亲实践。特别是不少生动经验，得以成为党制定重要方针政策的依据，进而成为各抗日根据地普遍遵循的原则和方法。

　　抗战时期，县长要做的事情很多，客观形势要求他们能够把学识和经验灵活地运用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同时还要有开拓创新的精神。“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工作，须要创造。县长是创造的重要一环。”（谢觉哉：《一得书》，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4页。）具体而言，县长首先要“打开脑筋，多想问题”，担承“指挥员”的角色，在熟悉和把握上级各项政策和命令的基础上，结合基层社会的具体实际予以执行。此外，县长之间如果通过召开会议或登报介绍等形式进行经验交流，不仅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而且对根据地整体的抗日形势都会大有裨益。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就强调：“如果县长、县委书记，区长、区委书记平时在工作中注意到各种问题，诸如农村中怎样增加粮食，发展纺织，怎样养牛、养羊，怎样植棉、植树，干部情况怎样，群众有什么满意和不满意的地方，过一个时期大家应谈一下，改进自己的工作，这样就会很有帮助。”（滨海区党委、军区政治部编《论领导方法》，山东新华书店1945年版，第40—41页。）

　　翻阅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可以发现边区县长推广各自工作经验的交流文章随处可见。如延安县长刘秉温《三年来我们怎样建设延安县》、清涧县长黄静波《领导清涧区乡政府工作的几点经验》、延川县长辛兰亭《论延川县的变化生产》、定边县长吴志渊《定边修水漫地的经验》等，都是县长开展工作过程中的经验结晶。“各县同志中，我们已经看见另一种好的作风，是值得大家学习的。他们是了解情况，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积极负责，不怕困难，他们真正替人民打主意，创造出许多动员群众发展生产的好办法。如：延安同志在今年开荒、移民、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中的模范例子，靖边同志们在修水利，发展牲畜中的模范例子，清涧同志在发展纺织业中的模范例子，南区合作社发展的模范例子，陇东同志在运盐问题上的模范例子。”（《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12页。）特别是延安县长刘秉温推动创办的南区合作社，更是成为各抗日根据地争相效仿的典型。《解放日报》还专门发表社论号召其他县学习南区合作社的经验。（参见《解放日报》1943年2月20日。）

　　县长创造推广各自的工作经验，不仅可以促进抗日根据地的稳固和发展，而且有可能成为中共中央制定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延川县长辛兰亭，极富创造性地开创了在陕北延川种棉花的经验，不仅成为当时《解放日报》上大量报道的一个典型，为陕甘宁边区其他地区种植棉花提供了鲜活的经验，而且为中央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了至为重要的依据。如在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撰写的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中，就用了相当篇幅介绍了辛兰亭领导种植棉花的事例。毛泽东说：“植棉不但恢复了革命前的最盛时期，而且发展了，例如延川的永坪、永胜、禹居等区，从前是不种棉的，现在均种起来了。因为种棉比种粮利大，一亩棉花收入七百元以上，粮食则只值二百余元，是三与一之比……这个成绩是很大的。”（《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753、754页。）

　　同样是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为了使边区各级干部“对于这一个密切联系群众、认真解决群众困难的极重要问题上获得一个明确的观点”，毛泽东全文引用了由延安县长刘秉温和县委书记王丕年撰写的关于“如何解决开荒问题”“如何解决难民问题”与“如何解决二流子问题”等问题的文章。毛泽东说：

　　“我们引了延安县党政领导同志们的这个报告，不是偶然的。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他们的态度是积极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行动中，没有丝毫消极态度。他们完全不怕困难，他们像生龙活虎一般能够征服一切困难。……这种精神，对于那些一遇困难就唉声叹气，就缩手缩脚步的人们，对于那些办事不认真，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的人们，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这种精神下，延安同志们没有一件事不是实事求是的。他们对于他们所领导的延安全县人民群众的情绪、要求及各种具体情况是充分了解的，他们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他们就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群众的艺术，他们完全没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最后毛泽东提出：“希望这些同志的模范经验，能够很快地推广到一切区乡县里去。”（《毛泽东选集》，第767、768页。）

　　抗战时期的中共县长，作为领导实际工作的指挥员和躬亲革命实践的战斗员，他们在热火朝天的革命与建设之中所创造的鲜活经验，不仅大大促进了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而且成为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依据。这些政策路线，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