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现在进步了，可村干部的工作难度增大了”
中秋小长假的第二天下午，江苏海安胡集村54岁的老支书胡仁福有那么点“小郁闷”：村里修公路，工程队的人不小心将沿线村民家种的一小片黄豆毁坏了，双方闹起来。胡仁福到现场做了半天工作，嘴都说干了，到傍晚才勉强调解好纠纷。
“这种小矛盾在以往，村干部一句话就搞定了，现在居然要费那么大劲。”老胡的情绪一时难以平复，边说边摇头，“你说这修公路也是为了村民出行方便，村里为争取镇上支持不知费了多少心思，可到头来还得求着村民！”
胡集村是一个有5000多人的农业村，这几年道路建设跟不上需求，村民提出要修几条路。村里没钱，让村民集资很多人又不肯；村两委打了很长时间报告，好不容易才得到镇里的扶持。可自从今年7月道路开工，老胡和其他5名村干部就没少“求人”——修路涉及农户拆迁，一些农户提出就是给补偿也不愿意拆，因为房子拆了不方便。结果，到现在工程一直是断断续续的。
老胡的牢骚，不是个例，许多地方的村干部都有同感。山东省章丘市旭升村支部书记术沛河坦陈，现在农民进步了，权利观念增强了，经济上也更加独立了，这本是好事，可村干部工作的难度因此大多了。
从山东平阴县城驱车到东阿镇乔楼村时，已是下午4点多。汽车从柏油路拐进村里的土路，扬起一路灰尘。迎接我们的村支书高德溪看上去很精神，但谈起村里的情况，他多少有点无奈。
“现在农村不好管了，各家过各家的日子。村里5个干部，整天忙着治安维护和矛盾调解，再就是村民看病、孩子上学等事情，事情办不好村民会有意见，所以只能尽量争取让大家满意。”高德溪说。
乔楼村是个纯农业村，全村182户612口人。住在村东头的谢秀芹说，她平常极少去村部，“就算有非常重要的事，也是路过村支书家时，顺道过去说一声就行了。平时都不打什么交道”。
取消农业税，无疑是中国农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革新。它所带来的，不仅有广大农民负担的减轻，还有农村社会生态的悄然变化，广大农村土地上的一个重要群体——村干部的权威，也伴随着“催粮要款”时代的远去而面临挑战。
在南京市江宁区的万安村，清瘦的村委会主任王叶刚猛吸了口烟，眨巴着眼睛，向记者讲述了他当村干部16年的感受。
“现在与过去不同了，集中村民办个事真不容易，有时候还真得求着他们。大到修桥修路，小到清理垃圾，都要给点报酬。”王叶刚说，去年9月开工的长江引水工程，要求全村每6户一个水表，放置水表的池子要安置在其中一户人家的房子边。结果有两三户不同意安置，村干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找来与这几户人家关系好的人做工作，最后才办成。
行走各地，记者深深感受到，中国的乡村如今所发生的变化，可谓前所未有——乡村再也不是宗族式的乡村、集体农庄式的乡村，也许，一个“散”字，可以道尽乡村社会生态的巨大变迁。
村庄散了。很多地方尤其是东部，乡村合并造就了不少动辄数千人的超级大村。村子大了，村民不知道村干部是谁，村干部也不知道村民住哪里。
人散了。产业分工使得农村不再只有纯农民，还有工人、农民工、小商贩、企业家等等，他们与基层组织的联系不像以前那么紧密，乡间流行的语录是“有田有钱不靠你，不偷不抢不怕你，外出挣钱不理你，出了问题要找你，解决不好闹死你”。
经济纽带散了。以往，“催粮要款”是村干部最主要的工作，也是一种权力，农村税费改革后，村干部由“收钱”转为“发钱”，尤其是粮食直补等惠农资金如今都通过一卡通、一折通等直接发放到农户手中，农村干部与村民的经济纽带就更少了。
江苏太仓一位退休村主任感叹，税费改革是天大的好事，但现在农村工作缺少抓手，政府与群众、干部与群众之间关系相对比较游离。一些致富能力不强、公信力不高的村级组织很难谈得上有凝聚力，更别说威信。“人心不齐，修条路、办个厂什么的都很难，出现矛盾后也不能很好地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