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好了，邻里间却陌生了”
虽然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岳阳湘阴县管辖，但界头铺镇离长沙市区只有30多公里。宽阔笔直的公路两旁，时不时可以看到“对接大长沙”之类的巨幅广告，离镇上不到两公里的地方，已经划出了一大片区域，集中了一些从长沙市区搬迁过来的小厂。
从界头铺镇往金华村是一条乡间水泥路，路边稻田里的晚稻再过些日子就要收割了。车行5公里左右，转个弯，一个小山塘边上，就是易志军的家。“又是整整一年多没回来了”，走进屋里搬了把椅子，坐在家门口的樟树下，易志军叹了口气。
易志军在长沙买了一套房，村里的房子平常只有父亲和小孩住。10年前他外出打工，赚的钱越来越多，回家的次数却越来越少。离家10年，村里的变化很大，而易志军感触最深的，是一种说不出来的陌生感。
村里的房子越修越漂亮，水泥路也通到了各家各户，但儿时的朋友大多已远去，有的进了城，有的到外地打工去了。在村里，很多人见了面好像认得，却叫不出名字。“这次回家是带孩子到城里上学，以后回来的次数会更少了。”易志军淡淡地说着，语气中流露出一丝惆怅。
“村里人外出打工，确实比在家里赚得多，但也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再那么融洽了。”村民易朝晖说，这几年，村里离婚的多了，大多数都是男人在外面赚钱后不要原来的老婆了。“村里的老人都觉得这很不好，一下子出了好多陈世美。”
58岁的易正春是易朝晖的叔叔，儿子在天津打工，媳妇和孙子跟着进了城，女儿则嫁到了镇上，开了一家服装店，只有他和老伴一直在家务农。老两口住的一幢两层小楼，显得空空荡荡。
“人和人确实疏远了。”易正春说，以前每到农忙时节，四邻八舍都会互相帮忙，主家称肉打酒，忙完了农活，大伙聚在一起吃顿饭、喝几杯酒，气氛很融洽、很快乐。“现在不同了，邻里间互相帮忙的少了，耕田、打药、插秧都得请人、雇工，一个工50多块钱。”
湘阴县界头铺镇金华村只是全国许多乡村的一个缩影。在湖南、江西等地农村采访时，记者同样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双重冲击下，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正在“陌生化”。
一些基层干部告诉记者，在来自城市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浸染下，传统乡村那种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纯朴乡风正逐渐消逝，农民的思想观念、生活习俗正在向城市急剧靠拢。
“突出的表现在人情关系日益金钱化，社会关系逐渐陌生化，代际关系逐渐疏离化。”丰城市袁渡镇政协联工委主任邹毛如说，现在要组织村民开个会很难，大家都忙着办自己的事，人都凑不拢，有时乡里组织村民们开个会，没有“误餐费”，好多人都不愿意来。
“经济发展了，一些农民的精神面貌却下降了，只讲个人利益，不讲集体观念。”湖南省宁乡县道林镇农民杨跃进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末，杨跃进曾是宁乡县著名的减负组织者，发动过不少群众反贪减负。如今，杨跃进是一名村民小组长。
“如今别说组织那么多人，组织几十个人修条路都很难。”杨跃进说。作为组里的负责人，他多次想组织农民在组里修条机耕路，但有几个农民就是不同意，“本来路修好了大家受益，但只要一提到出钱出力，许多人就死活不同意。”
陌生的乡土、远去的乡情。在乡村行走，记者的胸中不时涌动一种淡淡的伤感。也许现代化的大潮下，传统的乡村终将远去，可在记者的心头，依然期盼能看到袅袅炊烟，听到悠扬牧歌。
